通过对往事的追思，以激励我们今天的开拓和创新——这是我们为母校55岁生日献出的深情寄语。

中央领导对我们的关爱

1958年，11岁的我考人中国戏曲学校。那时咱们学校给我的印象是：教师名宿云集，学生人才辈出，生活丰富多彩，事业蒸蒸日上。何以能够如此？我认为，一靠领导关心，二靠人民爱护，三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谈起领导关心，自然是各级领导都有，但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中央领导的关心，因为对此我是有着深刻的亲身体会和感受的。那时的领导，最高莫过于毛泽东主席了。然而，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主席，不可能撇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管亲身来到我们学校的，但我们可以去看望他老人家。中南海是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南海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都举办舞会。舞会中间，常穿插一些文艺节目，或由歌唱演员唱首歌，或由曲艺演员说个段子，或由戏曲演员清唱段戏。因此那时学校常挑选一些学生到中南海去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演出、清唱。对于一个学生来讲，能到中南海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清唱，真是感到幸福、光荣极了。那时咱们学校获得过此种殊荣的学生很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我第一次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时，清唱一结束，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到主席身边并握住他的大手，代表全校师生向主席问好。主席十分高兴地问了我许多话。但一者由于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紧张，二者由于主席湖南口音浓重，我竟没听清主席在问我些什么，还是经身边人的提醒，我才清楚主席是在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在跟哪个老师学戏？都学过哪些戏呀？……"当时我的年龄虽小，但从主席亲切的话语中我充分感受到了老一辈中央领导人对我们文艺界青少年一代的殷切关怀和爱护。另外，毛主席不但爱听戏，而且非常懂戏。据我所知，我的老师李和曾先生就曾在艺术上得到过毛主席的指导。当初李先生演《碰碑》这出戏时，主席看后曾向他提议：杨继业的唱过于悲凉了，《碰碑》歌颂的是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它的主题是爱国，"悲壮"比"悲凉"更符合这出戏的人物情绪，也更能发挥高派唱腔高亢激昂的特点。（大意如此，并非主席原话）主席的意见真可谓一语中的，非常精辟。 还有就是我们的刘少奇主席。有个"小花絮"我有个师弟叫张之俊，他是在我们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中南海演出的，在刘主席接见他时他竟贸然问道"刘主席，您的粮食定量多少斤？"由于话出突然，把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傻了，而我们的刘主席却和蔼地对他说"跟大家一样，我吃得也不多，我们共度难关嘛。" 再有就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我们文艺界的关心和爱护是有口皆碑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萧长华老校长过八十大寿，当时全校师生正在学校的排演场开庆祝大会，周总理竟亲自来到我们学校为老校长祝寿。身为亿万人民的国家总理，不仅日理万机，还把一个老人的生日放在心上，由此可见，总理对我们文艺界的爱有多深，心有多细！ 20世纪50年代对咱们学校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除了经常得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接见，还有就是接待外宾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外国剧团、外国艺术院校来北京，除了到北京的市面上演出之外，还会到艺术院校参观，进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咱们学校往往是首选。那时候文艺形式比较简单，京剧相当活跃，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北京的老百姓，无论是蹬三轮的，还是送煤球的，都会唱几句京剧。那会儿在咱们国家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我们学校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就很多了，这对于咱们学校的学生打开 眼界，提高认识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再一个，就是国内许多剧团也把咱们学校作为重要的人才培训基地，到咱们学校要人。那时很多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外地去了，成为地方上的业务骨干。咱们中国戏校是个大本营，给他们输送新生力量，得到全国的重视和认可。所以总的来说当时咱们学校的地位是很高的。

关于学校生活的点滴记忆

我们上学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全国的粮食定量都是非常低的。一般的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才二十多斤，由于咱们戏曲学校属于特殊行业，体力消耗大，所以国家对咱们还是比较照顾的。比方说我是文行的，练功的幅度还不是那么大，定量就有三十八斤，武行都在四十斤左右。伙食方面定有标准，最高的标准一个月是十三块五，有时候需要学生自己掏钱，有时候又由学校承担。总的来讲吃饭还是有保证的，在食堂八个学生一桌，四菜一汤。菜吃完了不够还可以再添，主食方面不限。当时这样就算很不错的。当然要跟现在比较起来，那是没法比的，十三块五，一顿饭钱都不够，随便在外面吃点都得几十块钱。这是咱们学校学生的一般生活状况。那时提倡节俭，把节俭看成是重要的美德。像我们的同学马小曼，她是马连良先生的女儿。当时马先生的工资比主席都高。五几年，主席的工资才五百元左右，他就挣一千七了。但是他的女儿在咱们学校上学的时候，家里每月给她的零花钱是五元。连我们史若虚校长都经常表扬马小曼，将她树立为勤俭节约的典型，还夸马先生教子有方，懂得培养子女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关于我们上学时的资料现在是非常稀少的。甭说是照相机、摄像机，当时就个人来讲，能有个半导体就算条件相当不错的了。那会儿咱们学校搞活动，要留一些纪念性的相片资料，都是由一个叫张正治的老师专门负责的。咱们学校的一些练功、演出、学习、生活情况，都是靠张老师去照相。我有很多照片，都是张正治老师拍的，当时并没有给我们，这些都是在"破四旧"的时候在地上捡来的。不像现在，咱们学习演出互相之间谁都可以拍，你自己可以拿录像机，学校也备有录像机。想了解咱们学校当时的各方面情况，都可以参看咱们学校1957年拍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含苞待放》。这是部纪录片，拍得很客观，很真实地反映了咱们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那会儿作为一个中等专业学校，虽然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设置，排戏道具，但是有一条，已经具备的简单设施管理得非常好。它们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给人一种建国初期面貌一新的感觉。 我记得那时学生练功非常踊跃。教具室开门之前，学生已经排成大队堵在门外了，教具室门一开，大家就都开始抢道具和练功专用戏装，就为了艰苦的练习。有些学生大清早起来就到陶然亭跑步、遛弯儿、喊嗓子。练功练功，功就是练出来的。那时候学生勤学苦练，老师兢兢业业。在那种教学条件下，培养出那么多文艺界的优秀人才，可以说归功于大家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们那时的师资力量真是不可小觑，社会名流、名师大家，都到学校来教戏上课。以上这些情况在《含苞待放》里都做了很好的纪录。现在就师资力量来讲，有弱化趋势。当然我指的是剧目课这一块，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多长见识，多吸收各个老师身上的长处很重要，正所谓博采众长。正如学生处于长身体的阶段，饮食必须品种丰富，营养均衡，这样方能长得高长得壮。就现在来讲，这是R待加强的一点。另外我认为还需要加强的一点就是实践。我们的学校是在建国后成立的现代化学校，建校后我们建立了新的教学体制，加强了文化课的学习。在课程的安排上更科学更规范。但是我们在强化这些东西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弱化了专业技能的实践。本来在学习剧目的面上我们就不够宽，旧科班的演员谁不是学百十出戏啊，轮到我们上学时就大约是五十几出了，现在的学生还不如我们，有许多同学肚子里。还不到二十出戏呢。特别是学完了之后实践的机会又很少，做演员的没有机会上台表演，这太可怜了。前两年，由于上级领导的关心，我们附中还为学生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那时张百发同志亲自抓这个事情，一方面到剧场跟人家协商场租费另一方面帮忙拉赞助，安排学生的"百场演出"，学生才有了更多的艺术实践的机会。但是现在"百场演出"结束了，等于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大部分同学依然没有演出机会。作为艺术院校的学生，他的学习应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的知识技能来自于教室，另一方面自己还应该亲自去台上检验成果。我还是希望学校能多做点这方面的工作，尽量让学生多学戏，多演戏。 我是1958年进校，1966年毕业，这个过程中，我学到许多专业上的技能，也接触到许多别的艺术形式，这对我的整体艺术修养大有裨益。 在专业上，我受到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和一些名家的指点。开始我跟贯大元、雷喜福、陈斌雨、李和曾、邢威明、杨韵青、孔雁等老师学过戏，每位老师教我的戏都在四五出以上。当时李和曾老师是外请的，学校觉得这出戏适合他教，就把他请来了。我上了大专之后，又跟王世续老师、李甫春老师学过戏。金桐老师、逯兴才老师都教过我。学现代戏时我还跟马宗慧老师学过《送肥记》，马宗慧老师是教旦角的，那时候很多不是我那行的老师都教过我。我从各个行当吸取到不同的营养，逯兴才老师教过我《鱼藻宫》，金桐老师教过我《红嫂》，苏移老师还教过我《两袋菜籽》呢。是这些老师的共同培养才造就了后来的我。 除了这些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学校良好的大环境也在无形中熏陶着我。过去咱们学校有很多好的传统，拿到现在来仍然十分有益。我记得每到学期末学校就要搞一些汇报演出。每个班拿出班里排得最好的戏到学校参加汇演。所以一到期末，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观摩学习二对学生来讲，这是一种交流学习，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大家互相观摩，共同进步。另外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过去咱们学校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一到过年过节，有演话剧的，有排歌舞的，有说山东快书的，还有快板、活报剧，丰富多彩。当时咱们学校的学生、老师跟音乐学院，舞蹈学校这些兄弟院校关系非常密切。学生之间互相交往，互相学习。有时候在校庆期间或节假日期间，我们经常把从他们那儿学习的东西拿到自己的舞台上演出。我记得逯兴才老师，他本行是唱老生的，有一次上台他居然把全身抹黑了，跳黑人舞蹈。老八年级还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演的过程中还掺杂了咱们京剧的武打。他们那个班非常活跃，后来还编排了《足球舞》，并传给了我们班。还有比我高一届的赵景勃他们那班，演过活报剧《群猴》。总之，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在咱们学校舞台上都能看得到，而且精彩纷呈。当时各院校，各团体直接的交流对咱们学校的学生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提高综合素质，起到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除了这些方面，咱们学校还特别重视文化修养，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有文化修养课。钮隽老师教过我们书法。另外学校还不定期地会办一些书法、绘画展，大家把自己画的东西，写的东西，都集中展示在咱们的教学楼大厅里，这其中有老师的作品，也有学生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绘画的，我从书法和绘画里得到很多益处，它们在不知不觉中滋养着我。不管是作为演员在舞台上塑造人物也好，还是作为老师在教室里授课也好，多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那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

老照片

这张照片是咱们学校的张正治老师给我们照的。为了反映咱们学校学生的业余生活。你看中间这个是我们班的沈友泗，行当是武丑，当时正在画脸谱，画的是孟良。我们当时都在旁边看，围着看的人很多，最前面这个是李维康，她旁边那个就是我。我旁边这个是比我低一班跟李文才同班的陈微娟。这边正看着画的叫刘福生，现在在咱们学院任教，教武生，已经是教授级的老师。最边上的这个女孩子叫秦雪玲，也是比我低一班的，唱花旦的，曾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花旦演员。 这张照片是1966年我们毕业前拍的，58班的全体师生都在上面，还有个别人是跟我们同届的专修班的学生。这头一排，坐的全都是女生，最中间的这位就是当时负责教务的王弼萱老师。第二排也是女生为主，这个女生叫刘桂欣，在《杜鹃山》里演杜妈妈，现在在中国京剧院里也是著名的老旦了。中间那个男的，就是咱们的贯涌老师，当初他是我们的辅导员，后来成为了我们附中的第一任校长。在贯涌老师身边的就是张逸娟，现在附中的校长。张逸娟旁边的是李维康，现在是京剧界非常著名的演员了。最后一排左数第二个就是耿其昌。第二排的最边上这个就是我，搂着我的是咱们的刘越老师。刘越老师身后第三排站的是王忠信，他是专修班的学生，他在许多现代戏中出演了不少的重要角色，《杜鹃山》里也有他，扮演温其久。王忠信旁边的就是我们班唱花脸的叫张连祥，那时在我们班他是最好的花脸，后来分到中国京剧院，还当了领导。第三排中间这个男的，就是金桐老师，当初是我们班的班主任。第四排中间这个叫温如华，在我们班里唱小生的，后来改唱张派旦角了，他扮相好，嗓子也好，是相当不错的演员。他先是在战友文工团工作，后来调到了北京京剧院。第四排右数第一人是李诚林，是影视界非常活跃的演员李诚儒的哥哥，他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在最后一排右数第一人叫萧润年，这是咱们老校长的孙子，后来是上海京剧院有名的小花脸。另外倒数第二排左数第四个是李岩，在中国京剧院里头是文武全才。武生是他的本行，那时在我们班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武生了，但是老生也能来，而且唱得很不错。当时在我们班里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现在中国京剧院，在上海京剧院的演出当中经常可以见到他们。这张照片很珍贵。 这张照片是挺有意义的。是在河北的梁各庄照的。过去咱们的学生经常到部队、工厂、农村去体验生活，一般时间都比较短暂、比较零散。但是在毕业之前，体验生活的时间可以长达几个月。几乎每届毕业生，在毕业之前都有这么一个巡回演出的阶段。当初我们毕业之前是去的农村，河北的梁各庄是我们的耕读试点。我们到那儿经过休整后，分为三个小队，深人到农村中去，跟当地的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当然同时也演出。这是在梁各庄为当地的老乡演出，是正在上妆时拍的一张照片。拍照时是晚上，条件很艰苦，作为照明工具，只有一盏大马灯，大家伙围着化妆。这张照片照得还算是清楚的，第一个女生叫赵凤英，是我们班的一个刀马旦，毕业后分到天津，现在可能已经改了行。照片上正在跟她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我。我旁边的是李岩，正专心致志地化妆呢。灯左边中间这个是耿其昌，他前边这个是魏凤生，后边这个是董小珠。这段生活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有意义。 这张是我分配到广西之后，也就是七几年的时候照的。那时我们国家跟越南正在进行自卫反击战，中央慰问团、样板团，到广西去慰问演出。这样我就得到一个机会见到咱们的同学和校友。戴眼镜的这个就是我，我左边那个叫刘振英，现在在中国京剧院，我右边这个是我的师哥杨惠礼，当时正在中国京剧院。最边上这个人，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他就是《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他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也分到广西，因为都是从北京来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很熟，在广西人民公园，他和我们一起照了这张相片。 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的，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漂亮，但是都挺有意义的。它们是我人生中每一段历程的一个记载，毕竟我们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