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校史前我首先概述一下我的个人简历。1987年3月，我调到中国戏曲学院，当时我的职务是党委副书记。之前我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音乐组里搞研究。1951年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56年毕业，毕业后就留在音乐系工作。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工作。1972年，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合并，十几年间这两所院校分合不断，直到1980年，又分开了。在中央音乐学院时，我在歌剧系工作。1980年后，我又调回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一直到1985年调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之后，1987年上级要求我调到中国戏曲学院工作，那时我已经54岁了。1987年3月，我正式到中国戏曲学院任党委副书记，1988年转为党委书记。我在学校工作9年，1996年4月我退下来，当时是64岁。我任职期间的领导班子是这样的：我去之前，院长是俞琳，兼党委书记，副书记是葛士良。我去了以后，俞琳同志就不再担任党委书记了。当时的副院长是两个，一个朱文相同志，我们俩同时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调过去，在艺术研究院时他在表导演组。说起来，俞琳同志过去也是在艺术研究院工作的，他到学院比我们早。另一个副院长就是孔祥昌同志，在具体分工上，朱文相主要管教学，孔祥昌主要负责后勤。 1989年3月，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就是俞琳同志突然辞世。当时的情况现在还历历在目：记得那天下午，俞琳同志给学生上课，课堂秩序不太好，惹得他发脾气。下了课以后，他对我说："有些事，咱们还得商量商量。"我看他当时已经相当疲惫，就说咱们明天再谈吧，他说也好。等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我还在睡梦中，电话突然响起来，一接是曹宝荣老师打来的，当时她是院长助理，她沉痛地告诉我俞琳同志去世了。我说："是谁？你说清楚点。"她又说了一遍是俞琳院长辞世了。当时我都惊呆了，下午我和他还在一起讲话，现在居然听到这个噩耗，让人难以接受。后来了解到俞琳同志在跟我谈完话后回去给老伴做饭，吃完饭后，又约了一个汽车零件修配厂的人来谈如何给学校创收的问题，他想在外面做点事，以缓解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两人谈完后他又回去给老伴熬药（他夫人身体一直不好），伺候老伴吃完药以后，他就坐下来写文章，他夫人说大约一点钟左右，听见俞琳同志大吼一声，她觉得不对劲，赶快叫儿子俞斌过来，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急救车来了已经晚了，俞琳同志已经去世了，是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导致死亡。他的去世是非常突然的。院长走了以后，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俞琳同志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搞过学术研究，还担任过艺术局的副局长，专管戏曲部分，他学识渊博，工作经验丰富，做事也很有魄力。我跟他合作虽然时间很短，还不到两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但是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给了我很多帮助，跟他合作我也感到非常愉快。他的去世对学院是个重大损失，我立刻觉得肩上的担子加重了。虽说我是从音乐学院调过来的，已经在艺术院校工作多年，对艺术院校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并且在我毕业以后，就一直从事戏曲音乐领域的工作。但是，毕竟跟戏曲界接触比较少，这个时候俞琳同志走了，我就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主持学院工作两年后，也就是到1991年的时候，朱文相同志又突然病倒、住院。医生查验的结果是肝癌晚期，当然后来证明是误诊。当时通知我说他顶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文化部通过研究让他接任院长是早就决定的事，后来在医院的观察室里，由高占祥副部长带了几个同志，在医院宣布任命朱文相同志为我院院长。宣布以后，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院长是朱文相，常务副院长是苏移，钮骠同志是副院长主管教学，贯涌同志是副院长兼附中校长，曹宝荣是副院长主管后勤，党委书记是我，副书记是葛士良，其后为刘胜利同志。 学院当时还有三位顾问：高盛麟同志、张君秋同志、赵荣琛同志。 另外各系系主任的更迭情况是这样的：戏曲音乐系由关雅浓、洪伟老师负责。舞美系的主任是赵英勉老师、张连老师。戏文系变动比较多，周传家老师、苏移老师、奎生老师都担任过系主任。导演系的系主任先后有金桐老师和逯兴才老师。奎生老师、苏移老师既给戏文系当过系主任，也给表演系当过系主任。这些同志既是各系领导，又都是些教学经验极其丰富的教授，在任职期间为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全校师生树立了榜样，咱们学院各专业发展到今天是各任领导不断努力的结果。 学院还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在戏曲界、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专家、教授。包括李紫贵、王金璐、王世续、李金鸿、王荣增、马名群等等，无论在院内教学还是在戏曲界他们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91年后，主要是在搞改革，包括教学改革和学校的规模、编制、机构、人员的改革。定规模，学校规模搞多大定编制，工作人员需要多少然后定岗位，什么人在什么岗位最能发挥所长。跟现在比，当时我们定的规模很小，大学生、研究生、外国留学生都包括进去定了500人左右。当时在编制上控制得很紧，精简员工，采取聘任制。当时在改革的时候，有两句口号叫的特别响亮，一个是人往哪里去，再一个是钱从哪里来。当时学校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家给经费，但总体算下来每年还有三分之一的缺口。三分之一的窟窿上哪儿补？不得不另谋计策为学校创收。主要的方法就是靠出租房子，把咱们学校能租的房子全都租出去。我在校的9年间，学院的状况非常艰难，全校师生都在勉强度日。当时咱们演出一场给学生的补助是几块钱，年轻演员连个晚餐都吃不起，那也没办法，经费困难，几块钱还是咬着牙给的。老师、职工也都是紧巴巴的过日子。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为了戏曲事业，大家都还是坚持下来，团结一心，没有怨言，在教学上还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回想起来的确让人感动。 教学改革是学院另一个工作重心。咱们是1978年成立中国戏曲学院的。如何从一所中专上升为一所大学，咱们怎么样才能达到一所大学该有的高度，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我们搞教学改革主要就是冲着这个，咱们怎么一步一步能够办成大学。教学改革首先就是培养人才，作为中国戏曲学院，必须要培养高级人才，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目标是明确的。第二、从教学内容上，院长朱文相提出"三基一创"，"三基"就是三个基本，咱们在教学上要强调加强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每个专业都要在这三个方面下工夫。"一创"就是创新，每个专业都要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认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再一个，咱们在办学上提出了一个"三多"的基本方针，即多渠道、多剧种、多层次的办学。 要办好大学，这些都非常重要的。从指导思想、教学改革、办学方针上来讲，当时大家基本达成共识，党委、院长、教师上下都是一致的，大家都朝着这个大方向努力。我举个例子，咱们叫中国戏曲学院，当时有些人就说"你们那叫什么中国戏曲学院，你们应该叫中国京剧学院。"我们采纳意见，朝着多剧种努力。就拿音乐系来讲，原来只有京剧，教学上以关雅浓老师为主，后来咱们把朱维英老师请来，他是搞河北梆子作曲的。另外，我原来是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我把戏曲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都请来了，时白林老师-黄梅戏《天仙配》的作曲，被请到学校讲授黄梅戏。傅雪漪老师-昆曲大家，也请到我们学校任教。还有河南的王基笑-《朝阳沟》的曲作者也被聘请到我校上课。于是，我们开始了河南梆子、河北梆子、黄梅戏、昆曲、京剧多剧种教学。在这点上咱们的确是下了不少工夫。慢慢地，我们就越来越有经验了。现在"青研班"就招收了许多地方戏的演员，越剧、川剧、豫剧等等都涉及到了。所以我有个建议，今后要是可能的话，我们表演系可以分两个班教学，一个班搞京剧，一个班搞地方戏。我们要让中国戏曲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戏曲学院。 再一个是师资问题，这个是关键的关键，一所大学，没有高水平的师资，没有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学术带头人，那是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的。当时咱们学校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力。简单讲几件事：一件事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下决心投资培养了两个博士生。这两个博士现在都在校任教，一个是音乐系的副系主任海震老师，一个是戏文系的系主任梁燕老师。把这两个老师送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读一博士，当时一个人每年的学费是七千块，两年一万四，两个人去学，就是两万八，放到 现在，学校要拿两万多块钱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我们那个时候就拿不出来。最后出于长远考虑还是下决心培养这两个博士生。因为衡量一所大学的水平，硕士、博士的数量是一个重要标准。 在人才的积累上，一个方法是送出去，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进来。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件事一一吸引人才。送出去有送出去的艰难，请进来有请进来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开始学校没有房子，后来在咱们学校盖了四千平米的宿舍，文化部分走了一部分，咱们留下一部分。僧多粥少，按理当时我们学院很多老师都有资格分房，但是院领导还是下狠心留出两套来吸引人才。没有办法，学校穷，工资、福利都上不去，只有挤出两套房子来吸引人才。那个年代分房是非常热门的话 题，不光我们学校，其他任何一个学校都是这样，人才肯不肯来，主要看能不能给房。我们当时的两套房子一套给了朱维英老师，另一套给了杨非老师。在1995年，我院45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们还大面积聘请了四十几位客座教授。大体上分了两级，院一级的有张庚、郭汉城等十几位知名教授；另外各个系聘请了当时北京的一些名家、专家，他们主要来自于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艺术研究院和各大知名院校。 第三件事就是解决教材问题。作为大学，没有教材怎么行呢？学院下了大工夫，这件事得感谢张庚老师，他是咱们戏曲界的老前辈，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去世时93岁。在他90来岁的时候，给咱们学校提出了无论如何要建立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并且要写成书出版面世。张庚老师那时亲自带头到学校讲课，然后又组织了几位专家，写出《中国戏曲表演史论》，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了。还有一本书，书名是《中国戏曲角色创造》，这两本书分别由涂沛老师和赵景勃老师主编。后来，在文化部、教育部的要求下相继编写了12本书（包括那两本），现在都是我校的专业教材。当然现在咱们学校的教材还不齐全，这还得一步一步再抓。 第四件事就是上级领导批准同意中国戏曲学院成为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另外，还有件事是在我退休前启动的。一件事就是要办咱们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我记得这件事是在1995年底，1996年初开始议论的，当时是丁关根同志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是他到学校考察后决定兴办第一届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后来我就退下来，其中的细节就不是很清楚了。总而言之，我们正是通过做这些事让我们学院一步步踏上通向大学的阶梯，逐渐完成中专向大学的转型。
岁月飞逝，一晃十年就过去了。十年前，45周年校庆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我们又迎来了55周年大庆。我记得45周年校庆时，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当时学院的规模已经提上去了，学院决定在校庆之际，请中央领导来学校参观考察。让人惊喜的是一下来了六位政治局常委，包括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乔石同志、李瑞环同志、宋平同志、刘华清同志，而且都给咱们题了词，现在咱们学校的学生证上印的"德艺双馨、继往开来"几个字就是当时江泽民同志的亲笔题词。另外几位领导的题词也一起挂在咱们的会议室里。当时的校庆搞得非常隆重，在人民剧场还开了一个很大的庆祝会，除了中央领导的题词，还把我们往届的毕业生也请回来，那时他们已是文艺界的中流砥柱，都是名人名家了。那次会议非常热烈，我记得还专门请了中央电视台播新闻联播的罗京来主持会议。在会上，咱们还宣布了四十几位教授的名单，聘请他们为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庆祝会之后是精彩的演出，当然是群星荟萃，师生共聚一堂。 我们都很清楚咱们学院是从一个中专发展起来的，但是既然今天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学，我认为就要形成一个大学该有的水平。所以在建院55周年之际，我想以一位学院老人的身份对学校提几点建议。我希望学院能坚持"三个中心"：一个是坚持教学为中心，一所大学没有坚实的教学基础，就绝对不是一个好大学；第二就是坚持科研为中心，没有科研，教学质量就很难不断提高。实话实说，咱们现在教学上还有很多疑点、难关，这些必须通过科研来解决。这是个大问题，咱们现在有科研，但是还比较薄弱，尤其这方面人才稀缺；再一个就是坚持创作为中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学院来讲创作应该是不间断的，就这一点而言咱们学校有一个优良的传统，比如《白蛇传》，这是当年刘秀荣、张春孝、谢锐青等老师在学校排的戏，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为学校树立了一面旗帜。现在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我看最近咱们学校还做出了不少成绩，排演了《杜十娘》、《哪叱》等戏，都搞得不错，但是还需要提高水平，争取出更精致、更有力度的作品。 除了坚持"三个中心"，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极需建立一个科学规范的资料、档案管理系统。对于一所大学来讲，这是个大问题。比方说京剧各名家演出的剧目，包括他们各个时期的演出资料，我们都应该积累。我到国外去感触很深，有一次，我到图书馆音像室去查阅《茶花女》的资料，管理员首先就问我要看哪个时代的，哪位演员的，然后两分钟之内马上给你调出他们的录像带、总谱。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在国内我们也要向北大、清华这些一流的大学看齐，向他们学习。最近有报道讲，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大陆的时候，特意去他母亲的母校参观，到北大以后，他看到他母亲上学时的许多照片，还有她的登记表和分数单。那是多少年前的资料啊，现在居然都查得到，可见几十年前北大就非常重视资料的储存了。近来赵景勃同志提出来咱们还应该有一个中心，就是储备资料中心，这个话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学校叫中国戏曲学院，就意味着在戏曲领域咱们应该是最权威的地方。图书、音像、各种戏曲资料，其他地方找不着的东西都应该在咱们这里找着。可是，现状完全不是这样。前段时间中国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论文答辩，有位学生论文就是研究《牡丹亭》的音乐，水平相当不错，后面的附录我大致看了一下，至少有50多本参考书目，有些书我们学院都不一定有。所以我说没资料就没法搞研究，这是最起码的。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学院最近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已经着手往这方面投资。现在学院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经济状况好转。应该说一方面我们有这个条件往这方面投资，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到了该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了。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关于学院的记忆以及我个人的几点建议，肯定有不足之处，甚至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在学院建校55周年的好日子，衷心祝愿学院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