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维到戏曲学校——我眼中戏曲学院的变迁

我们中国戏曲学校，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国民党四维剧校。北京解放以后，我们的党接收了所属国民党青年军208师的四维剧校。其中包括谢锐青、王诗英这批学生。另外也有一些老师，现仍健在的汪荣汉老师就属于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他的现在可能都不在了。同时接收的舞台队及行政人员也不少。解放后，我们党挑起了繁荣和发展戏曲艺术事业的重担。 我们国家那会儿可谓是百废待兴，非常困难。刚一开始接管的时候，学校就在北池子草垛胡同，校舍相当简陋，同学们用餐全都是在院里。我于1949年4月来到学校，刚到那会儿就参与策划招生工作。跟现在考试的时间不一样，那会儿是暑假就筹备。1950年，学院招收了第一届学生，大概是七十到七十五人。男生四十或四十五名，女生三十名。学生的数量主要是从排戏的角度上考虑的，比如排一些大型的剧目，需要很多演员。另外按京剧艺术中的行当来分，生、旦、净、丑，各行又有文武之分。单拿生行来说，就包括武生、小生、唱功老生、做功老生等，对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我的印象中那次招生规模比较大，我们党第一次招收戏曲艺术人才，这也算是大事，报名的学生相当多，主要来自于华北地区。当时从筹备到考试，我全部参与了。当时直接挂帅的是我们的老校长王瑶卿先生，另外还包括梅兰芳先生和田汉先生，以及京剧界很多老前辈，共同组成了考试委员会。我那会儿大约二十三岁左右，在这个委员会中属于年轻一代，也在其中承担一部分工作。可以说第一次招生，报考的人员多，考官的知名度大，投人的力量就戏校自身而言可谓是盛况空前。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优势就是当时的师资力量特别强。中国戏校那会儿有王瑶卿王老坐镇。现在的表演系过去叫戏曲教育股，戏曲教育股里的领导核心是正股长，两位副股长各行选一位业务精通，品德好，人能干的，能够起带头作用的教师。比如生组组长、旦组组长、净丑组组长、武戏组组长等等，这样组成一个班子。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班子专业水平过硬，领导能力强。 此外还有一个教研室。教研室那会儿由李紫贵同志负责。李紫贵是一位著名的戏曲导演，他本身专业知识丰富，又受到很多革命文人的熏陶，比如洪深、田汉、焦菊隐，他的思想与当时艺术界的主流思想吻合。他当时是研究室的主任，教研室则是中国戏曲学校专业教学的一个核心机构。在这两个核心班子的领导下，戏曲学校可谓是一片红火。那时学校基本是聘任制，作为老师，艺术水平要高，要为人师表，面对学生要起示范作用。 老四维留下一些好学生。那会儿刚解放，从延安带过来一些好戏，比如中国京剧院的代表剧目《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而中国戏校也产生了自己的代表剧目，比如《江汉渔歌》。这个剧本出自田汉先生之手。这出戏后来只有中国京剧院几个团凑在一起才排。当时学校就以老四维留下的李鸣岩、刘秀荣、张春孝、侯正仁为主力，担纲主演此剧。而且就算群众演员也是要选拔的。

"玩命"排出好戏，为抗美援朝义演

戏排得好不好，导演是关键。当时李紫贵就是学校的第一导演，那时候李紫贵导演下面还设有一个导演组，我就是其中一员，其他还有汪老师、赵荣欣、李紫贵老师的学生赵雅枫。除了赵雅枫岁数大一点，我们几个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光景。特别有干劲，别人不敢排的戏我们来。我们导演组辅助紫贵老师排戏，进度快，时间省，质量高。在排演过程中我们既锻炼了自己，也提高了学生。所以中国戏校从第一期招生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学单位。它有很多任务，既培养学生又锻炼老师。它打破了传统的授课模式，通过广泛的实践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而这个教学过程更是需要负责的老师、勤奋的学生、优秀的剧本几方面的配合才能够完成。 那会儿课程比较紧，一般说来我一天承担八节课，周六还有演出。在大众剧场，中国戏校固定每周演三场，目的就是为了学生实践，学生学了东西就是要把它展现在舞台上。除此之外还有校内彩排，一周四次的内部实习演出。这个时期学校还在赵登禹路。20世纪50年代末，学校搬迁至宣武区里仁街，中国戏校曾经达到一晚上在七个地方彩排。 说到这我不能不提到我们的老校长史若虚先生。史校长对教学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哪个年级谁演什么戏都提前给他通知单，他记下来，一晚上七个地方的彩排，他全都看过；彩排中出现的问题，他组织老师探讨，并且对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给予一定的规划建议。校长对待工作是极其认真的。 那会儿我年轻，其他老师给我起名叫"玩儿命"。史若虚校长经常看老师排戏，那个时候排戏最晚不能超过九点，我家住展览馆，离学校很远，拼命蹬车到家也要四十五分钟。一次他看到我排戏过了九点半，就请他的司机先送我回去。当时我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史校长家离学校也不近，司机去送我了，史校长就要一个人走回家。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现在我还记得史校长的话：中国戏校的名气大，不是因为它楼高，而是我校教师好。 我们这代人，解放以后，心中都有一种报恩的思想，衷心地感谢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的恩人，解放了我们，给了我们安定的生活，平等的社会地位。那会儿，我们的脑袋里有四个字，就是"听党的话"。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都争着干活，在这种环境下出成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考虑到社会上的需要，我们招收了一个进修班，为年龄偏大的基层戏曲工作者提供学习的机会，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平，为剧团培养了更优秀的人才。 1950年的冬天，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戏校接到一个任务，要到朝鲜前线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民志愿军，自愿报名。我当时报了名。后经过领导选拔，用红榜宣布了人员名单，其中老师六人，学生十八人，我就在其中。老师包括李紫贵、江新蓉，他俩带队，还有梁连柱老师、汪荣汉老师、赵雅枫和我。我们六个老师带十八个学生。过去京剧讲"够不够三十六"，意思是演员不能少于三十六个。还有一句："人不够神仙凑"。人不够了，就要一个神仙能够代表一万个人。我们是十八个学生加六位老师，一共二十四个人。虽然人少，但是完成学校安排的任务却不能含糊。 去朝鲜的任务特别艰巨，我们走的时候对任何人都是保密的。我们先到沈阳，用一周的时间充分了解当时朝鲜的险恶形势。去朝鲜以后，就住在朝鲜百姓家，四个人住一户，两个人睡觉，两个人值班。志愿军给我们一些枪支，人人都得会上子弹。朝鲜的特务特别多，无论什么时候演出，他都会在你旁边乱转。他打信号弹，一会儿飞机就来了，俯冲扫射，这个时候老师得保证学生的安全。无论去哪里演出，我们老师都要先观察地形，找好掩体。有的时候找不到掩体，我们几个人就找铁锹自己挖，飞机来之前要把掩体准备好。尽管那会儿在朝鲜环境险恶，可是大家都觉得很光荣任务完成的非常好。此外，学校组织师生邀请了当时的"十大顾问"一起为抗美援朝举行了五场义演，并用演出所得购买并捐赠一家飞机。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就是爱国爱党。

我在学院的教学工作

中国戏曲学院作为中国戏曲界的最高学府，五十多年来为戏曲界培养、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部分人是戏曲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作为教师，教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有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看录像教学，虽然录像中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表演，但京剧教学最讲究的还是言传身教，只有先学会了形似，才能达到录像中戏曲大师神似的境界。现在的年轻人有闯劲，在外面大胆接活，接了之后也要注意认真准备，出去演出就代表戏曲学院，拿出高质量的剧目才能打响戏曲学院这块金字招牌，不然就会变成文革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闹剧了，会贻笑大方的。 现在的课时安排，比如剧目课，我一周四节，全部集中在周四，从早上八点钟到中午十一点半，一周上一次。一周过去了我课上的内容同学们都忘得差不多了。连续上四节课，我的精力达不到，学生的精力也受到考验，教学成果不显著。就我的经验而言，教学还需要监督和评比机制，这样才算完善。否则就可能出现教而未学，学而未成的后果。 我现在正在参与中央电视台京剧连续剧《关羽》的筹拍工作，目的就是保存即将消失的传统剧目。我和北京市戏校的李金声老师担任了本剧的顾问及总排练。工作中，我们有改革、有提高、有创新，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戏曲的发展。这种工作我们学校也可以做，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来做会更有优势。 作为戏曲学院的一名老教师，我愿意在有生之年把我的知识技能全部献给我所热爱的学校和事业。对于学校的工作，我是一唤即至，义不容辞。为了学校，为了戏曲事业，我有这份心。 非常感谢戏曲学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希望戏曲学院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走向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