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正式成立是在1950年1月28日，当时叫做戏曲实验学校，隶属于文化部的戏曲改进局，田汉先生任第一任校长。 我是在1948年加人四维剧校的，起初学习服装，师从赵春喜先生。1949年初那段时期，戏剧演出较多，群众演员缺乏，我于是开始学习京剧表演，在一些演出中扮演群众角色。当时主要是在田汉先生的带领下演出一些进步剧目。我学的行当是花脸，后来又改过行。但是由于我口吃得厉害，加上口传心授的教育模式，怎么教怎么演，很多地方并不真正理解，所以到台上闹过不少笑话。慢慢发觉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做演员。不仅我，当时四维剧校不少学表演出身的学生都不太适合做演员。1950年学校正式招收新生。学生多起来，有了比较，就更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我们那一批，有我、田惠东、曹成霞、李秀芳、赵秀霞等，大约七八个学生，就改了舞台美术专业。过去的所谓舞美专业，按老的说法，其买就是梳头、检场、跟包。我们几个改专业的同学粗略地作了一些分类，我学灯光、搞装置，赵秀霞他们搞化装，就这样学习了一段时期。 直到1954年，东北分校（当时是在沈阳，也就是沈阳分校）合并到总校来，我才正式开始学习绘画。当时沈阳分校有三个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鲁华、夏阳、马强，成为了我的绘画启蒙老师。现在大概只有鲁华老师尚健在，他在黑龙江艺术学校，同时担任黑龙江美协的秘书长。这三个老师调到总校来后，成立了一个美术班，把我们这一批所有舞台美术专业的同学都组织起来学习素描、图案及舞美艺术常识，时间近两年。1956年我们同音乐、表演专业一同毕业，时值学校组织美术系筹备组，于是我留了下来。同期留下的还有徐义新、田惠东、周瑞英、马俊等几位同学。其实细算起来，学院的美术组是从1956年就开始筹备了的，当时我们甚至已经在为开学而准备教材了。但遗憾的是，_1957年反右运动，紧接着就 是1958年全国第一批干部上山下乡，所有的工作 都不得不搁置停止。事实上，我刚毕业就开始上 山下乡了。当时学校搬到了东四八条，校长是晏 雨同志，他由东北分校调任而来，主抓表演、舞 美、音乐的教学工作。我下放的地方是北京门头 沟区燕家台，记得当年走的时候正是春节前夕。 起初A要下放两年，但是刚八个月我就被调了回 来。可以说我是完全沾了专业的光，组织上认为 像我这样既懂得舞台技术管理，又有一定美术基 础的专业人才毕竟是少数，而且还很年轻。当时 学校变化较大，包罗的剧种很多，不仅有京剧，还 有地方戏，比如评剧、梆子等，演出任务比较重， 于是出于工作需要把我调了回来，随学校地方剧 团赴河北一带巡演。就这样，我在经历了八个月 的下放生活后，于1958年当年就调回学校，作为舞台技术工作人员留在了学校当时的演出科。 1964年全国现代戏会演，为我提供了很重要的学习和实践的契机。当时学校把会演剧目作为教材，原样搬演。起初是排演《打铜锣》、《借牛》这类当时所谓的"三小戏"，后来又开始排演样板戏。现代戏当然需要新布景，没有现成的布景怎么办？形势所迫，只能我们自己来画。于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绘景工作。戏排得越多，锻炼的机会就越多。当时我和我的师哥田惠东一同负责绘景工作，他曾经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也有一定的基础，我们两人合作比较默契。就这样，一方面逼迫自己画，另一方面又尽量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学校搬演了多少"样板戏"，我们当然也就摸索着独立完成了多少布景。只是那时候绘景基本上不需要我们自己进行设计和创作，所谓原样搬演，就是人家原来是怎么做的咱们当时就怎么做。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但"样板戏"其实是在1965年就已经陆续出来了。咱们学校当时排演的比较成功的戏有《红灯记》、《沙家浜》，几乎所有学生都上了阵，排完整出戏，再排片断，热火朝天。我记得当时有一部戏叫作（（草 原小姐妹》，内蒙古京剧团先排演起来的，咱们学 校当时就翻排了这部戏，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后 来受到了批判。 总之，我就是在"文革"前真正开始接触绘景 工作的，其实自己也尝试做过一些设计，但是很快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迫暂时搁置了。当时 依照中央的指示，所有文艺团体下放，进行"斗、批、改"，调整、整顿，咱们学校当然也在其中。于是，大概在1968年，整个学校分为三批下放，学校主体机构到天津警备区农场，应届毕业生到天津茶店，还有一批红卫兵，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红灯记》战斗组"，分配到河北张家口一带。 我就是下放到了天津警备区。当时江青在沙河成立了一个"五七艺术大学"，把电影学院、舞蹈学院、戏曲学校等几个学校组织在一起，每个学校基本上浓缩成一个系，叫做电影系、舞蹈系、京剧系等，挑选招收了一批根正苗红的孩子。当时我在农场表现不错，就被抽调到了京剧系，参加招生工作，并且负责表演系的教具管理，那个时候已经是1972年。不到两年，"五七艺术大学"解散，各系回原校址单独办学，我便随京剧系调回到戏校演出科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传统剧目的教学和演出得以恢复。由于十年动乱，学校大部分师资流失，我开始兼任服装、布景、舞台技术管理及相关的设计和教学工作。1983年我开始担任演出科科长。
大概是在1984, 1985年，已经升级为国家正规大学的学院准备重新筹建附中舞台美术科，我从学院美术系筹备组调任附中舞台美术科主任。1986年美术科正式首批招生。当时我的教学指导思想是要培养"三力人才"。所谓"三力人才"，就是一要有技术管理能力，二要有适应能力，三要有创作能力。懂技术、适应性强、知识结构宽、能创新，才能放到哪里就适应哪个岗位。戏曲舞美的风格是多元化的，要既能写实又能写意，要实用性强。为了适应专业自身特点，满足自身需求，当时我们在课程设置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开设了很多门课，请了方方面面的很多专家，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 1989年，我们对化妆专业进行了试点调整，主要从培养规格、教学内容和学生毕业出路三方面考虑，将该专业定位为"艺术化妆专业"，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拓宽教学内容。一方面适应戏曲"三驾马车"（即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现代剧）的发展需要，尤其是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的需要，开设了现代妆、塑型妆、美发等课程；另一方面加入了影视妆的内容。事实证明，这一届实验班就业形势还是很好的，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电视台等单位都很欢迎。于是，这种教学模式保留了下来。 化妆专业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的道路，但其他专业的调整却还是步履维艰。随着改革开放，戏曲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各文艺团体人浮于事的现象日趋严重，专业人才就业出现供需矛盾。一九九六年舞美科教学进行整体调整，不再单纯培养舞美技术管理人才，还为高等院校输送美术人才，并同时协助制定美术专业的教学大纲及教案等。 我上学的那个年代，理论总结比较有限，专业知识的学习主要都是与实际操作挂钩的。比如服装具体怎么穿，演员怎么化装，桌椅如何摆放。而现在的舞美专业则更多的转向纯美术方向，服、化、道有了明确的区分，理论水平也上升了很高的一个层次。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舞美教育科学化、系统化的需要。但是与此同时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在教学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很多在舞台上直接实用的操作技术，在教学范围拓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流失。最近我正在筹备一个方案，以培养服装、盔箱、道具和装置的实际操作人员为目的，预备把03班一些文化素质相对欠缺，不能升人大学深造的学生分流，集中起来，进行强化教育，学习一些实用的操作技能。这个方案可能不久就会试行，争取在他们毕业的当年就可以直接参加工作。即使不上大学，也可以为这些学生提供一条谋生的出路，对孩子们来讲是好事，对戏曲舞美专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好事。到时候我可能会主教服装这一部分。 现在附中的美术科在教学内容上较以往丰富了许多，这是好的趋势。从教学思想上来讲，丰富和充实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无论时代如何进步，我们民族的东西总是不能抛弃的，而且应该是加倍重视的。戏曲学院的附中，绝不能丢失戏曲的本色，我们办学一定要在保持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求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
我的整个一生都是和舞台紧密相连的，虽然后来从事教学，但始终没有脱离过实践。从做演员，到画布景，到学服装，再到作舞美设计，搞教学，先后参与过一百多出戏的实践工作，几乎包括了学校所有的演出。 1976年到1985年的十年中，学校排演剧目较多，大部分为新编历史剧。如《白蛇传》、《连环计》、《对花枪》、《赵氏孤儿》、《玉笛恨》、《红灯照》、《死去活来》、《杨门女将》、《武松与潘金莲》等。我对《白蛇传》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复排此戏，田汉先生的剧本，李紫贵老师任导演，我担任舞美设计（现在附中的演出基本还是保持着原版的舞美设计）。我自己感觉《断桥》的那一场景绘得比较好，比较有味道，李紫贵老师也很是欣赏。 再一个就是72班临毕业排演的《玉笛恨》，舞台设计是我与赵英勉合作，服装设计是我自己完成的。当时艺术指导李紫贵老师对我提出要求，能否在服装设计上有一点创新？我记得有一场戏，李自成攻打北京，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不得不把义女慧梅下嫁给明军降将，慧梅心里很明白自己担负的政治任务，那么怎样说服自己的丈夫呢？当然首先是要用自身的女性魅力来打动他。于是我就作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当时叫做"薄、露、透"，充分表现她那种女性的柔美和线条。其实我的思维还是比较开放和发散的，不墨守成规，总是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和创新。 从1985年直到1997年退休，我都在负责附中舞美的教学管理工作，深深地扎根在附中的土壤中。自1986年舞美科正式成立后，我一直兼任着学校表演专业各年级排演新戏的布景设计、绘制工作，先后学习、移植了大量的各剧院的演出剧目，如《碧波潭》、《八仙过海》、《谢瑶环》、《潇湘夜雨》、《春草闯堂》、《锯大缸》、《佘赛花》、《铜网阵》等。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我实现了个人的积累和创作，而且我尽可能带领舞美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实践，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应变能力，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四十余年的教学工作使我充分体会到舞台实践的重大意义。教学与实践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相互提高，相辅相成。脱离了实践，闭门造车式的教学，难成正果。 事实上，即使现在退休了，我也还被学院返聘，不曾放弃任何为艺术的实践机会。退休之后，精力相对比较集中，正赶上1995年文化部"九五规划艺术教育大系丛书"的编撰，我积极地组织了一批老同志，编写附中舞台美术教材。由于都是老同志，经验是丰富的，但是文化水平上有些局限，所以这本书一编就是十年，直到2004年年底才得以出版。最近我又在写一本书，专门介绍中国京剧传统的桌椅摆设，目前已经完稿，待出版。 我一生的进步，离不开党的教育、学校的培养。对于这一点，我始终铭记在心，满怀感恩。即使今年我已经六十八岁了，也早已从过去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只要学校和国家还需要我，我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坚守在自己的艺术岗位上发挥余热，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只希望还能够再为学校、为国家、为我们的戏曲艺术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