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康：我从1958年人校，直到1966年毕业，在中国戏校整整学习了八年。当时招生报名的学生有几千人，可以说形势还是不错的。人校以后，学校管理也是非常规范的。当时我们实行供给制，第一年交了一年的学费，从第二年起学费全部都由国家提供。一转眼快五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一切都是那么的生动、鲜活，那么值得回味…… 当时每天天不亮大家就起床了。先去喊嗓子，接着就要练早功，早餐后就开始上午四节基本功课的学习。先是练腰腿功夫的基本功和毯子功课，接着是把子课，这些是每日的必修课。学校对我们进行全方位培养，尤其注重基础教育。除此之外，有时候穿插一些身段课（像水袖、脚步、髯口等）和曲牌课。同时我们还开设音乐课，当时的音乐课还包括试唱练耳课，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能识谱、记谱，音准也比较好，这对我们学戏帮助很大。另外还有表演课、小品课，这些都是副课，都是为了培养综合素质。下午就是短剧课，也就是剧目课的学习了，这门课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还要上文化课，刚开始我们还学数学，到了二、三年级以后，就不再开设此类课程了，主要学语文、政治、历史、哲学等科目。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紧张地生活着，所以我觉得这八年特别充实。我十分怀念学生时期，每天都有事情干，上下午都安排得满满的，非常紧张，也特别有意义。 我们在学校还能够经常看戏。因为班级多，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实习彩排。刚开始我们自己不演，都是到几个大教室去看戏，如果这里的戏对自己帮助不大，就上另一个教室去看，大家互相观摩。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值得提倡，好多剧目都亲自实习过，行头和头面自己都穿过、戴过，给同学、给观众演出过，这种感觉同简单的学戏是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也是不同的。我们那个时期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有很多实习的机会。我总结了一下，从学戏到现在，彩排和演出过的剧目总计有七十多出（包括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基本上还都是主要角色。 我们从二年级就开始登台演出了。当得到掌声时，老师就会开始告诫我们：学会了是第一步，学好了是第二步，学精了是第三步，最后还要达到一个最高标准-"化境"。当时我们连什么叫"化境"还不懂呢，只知道这是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走向社会以后，面对很多诱惑，之所以没有离开京剧事业，就是觉得在专业上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最高目标，总想追求那个"化境"。因为有梅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等作为典范，所以我总是在观摩和实践中不断地琢磨，慢慢的才知道什么是炉火纯青，什么叫恰到好处，这是一个逐渐理解和深人的过程。我觉得过去的教育还是需要总结一下，如果再多一点这样的艺术理想教育，大家毕业以后也许就不会随随便便改行了，也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最终一事无成。因为没有经受足够的磨练，很难理解这一切，所以也很难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境界。在学校，通过老师的教育，使我明白了对于自己的事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它鼎盛的时候，要以平常心对待它，它失意的时候，也要紧紧地追随它，挣扎、探索、寻找出路。从一点一滴中去体味其中的甘苦。只要自己感觉是值得的，就要永远追随，持之以恒，这样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才会有所成就。 通过学习和实践，我发现同样是表演专业，京剧舞台艺术与影视表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演过电视剧《四世同堂》之后，我深切体会到，影视表演更主要的是导演、编剧、摄像、舞美等各方面的配合，可以说他们的作用比京剧中这几方面的作用大得多。比如演员对着镜头拍特写，需要演员哭，导演就会讲这时候需要怎么哭（当然，把情绪调动起来也很不容易了，这也是需要演员有一定表演功力的）；然后拍到下一个镜头，可能就是下一个情景，又需要表演笑了，所以人物在表达情感时缺乏一定的连贯性。但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就不同了，就要难得多。对于京剧这门综合艺术来说，做一个好演员很难，要求从多方面去考虑。首先，作为一个主演，既是演员，又是导演，要看他掌控舞台的能力，调动一出戏的气氛的能力，让观众爱看，目不转睛地随着他的表演走，这就要看主要演员的表演功力了，京剧的魅力就在这儿。此外，在艺术创作中，一个好的演员要参与导演构思、剧本创作、唱腔设计、舞美设计等，所以必须具备一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句话，做京剧演员太难了，唱、念、做、打都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不然举手投足会让人看不惯。当这套技术完全娴熟之后，就要求用技术来表达感情，感动观众。这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需要终生执着地追求。 耿其昌：我说几点对中国戏校的感触。第一个是招生。现在咱们的招生，报名几百个人，招四、五十人。我记得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小学同学都来报名，几千个小孩眼巴巴地站在戏校门口，等着初试、复试，那种盛况就跟现在考电影学院一样，大家就可以看出京剧在当时是多么兴盛。因为当时梅兰芳先生健在，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各位先生都健在。一翻开报纸，八九个剧场同时上演京剧，并且都是像马连良、谭富英先生这样的名角在演出。当时在几千人里头选出六十个同学，现在的选材跟那时的选材相比，可以看出差距来。 再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在中国戏校每天看戏、实习。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觉得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刚刚人校，都穿着灯笼裤，很懵懂的样子。那时候我们看大班学生，觉得他们比老师还要神秘，都端着茶杯，像小老艺人的感觉。刚开始老师领着我们到401, 403教室去看戏，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同学去了以后全都坐在地上，老师坐在椅子上，当时还没有自己选择想看什么戏，不看什么戏的权力，大家全都是规规矩矩地看，因为当时自己对戏曲什么都不了解。后来慢慢长大一些了，就不用老师领着了。我是唱老生的，就可以打听，哪几个教室在彩排老生戏。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戏来看。当时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戏校特别红火，每天都有实习彩排，锣鼓声声，丝弦悦耳。到处都是认真学戏的人，那种情形特别热闹。演出的时候教室里开着大灯，亮堂极了。老师和同学都在那儿，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演戏，每个同学都很有收获，我觉得这种好的传统应当继承下来。让现在的学生多实习，在校内正式彩排，哪怕没有观众，自己演过跟没演过是大不一样的。只有真正演出过，才能印象深刻。 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演出的机会非常多。我们每星期起码有两次校内实习、两次校外演出。北京的大小剧场，像长安、西单、中和、大众、民族宫等，那时候我们都去演出过，就连小胡同里的小俱乐部，像新街口小俱乐部、隆福寺小俱乐部，也都去演过。我们到外面去演出，都穿着学校统一发的服装，由老师统一领着。到了以后车进不去，我们就得下车走进去。那时候我记得是周益茂老师领着我们，同学们都一个挨一个排好队，穿过胡同，走到剧场演出。演完以后周老师喊着："一条龙，走成一条龙。"大家都规规矩矩地走成一个竖排，一出来那儿正好有个包子铺，是个百年老店，也叫"一条龙"，所以到现在印象都很深。这些都是宝贵的实践机会，如果没有这些实践机会，学生虽然学了一大堆戏，到最后会什么也记不住，舞台经验就不会丰富，就不会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乃至成为表演艺术家。
李维康：作为学校就得有好的老师，只有好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教过我的老师有十几位。比如华慧麟、程玉菁，赵桐珊、于玉蘅,罗玉萍，这都是王派的老师，还有马宗慧、荀令香、李香匀、邱富棠、方连元等各个方面的老师，毕业后还不断向张君秋、李玉茹、顾森博、江新蓉、梅葆玖等老师求教。在校学戏时也比较灵活，像华慧麟老师，在当时社会上非常有名气、有影响，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到学校授课时，我们就到她家中学，像《霸王别姬》、《四郎探母》，我们全都是到她家里去学的。 在我学戏的时候，正是大力提倡无私奉献的时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没有什么利益方面的考虑。老师非常严厉地教，我们特别认真地学。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特别美好。我很感谢老师无私地把所有的技艺都传授给了我，为我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史若虚校长，他和王瑶卿先生是莫逆之交。他虽然不是演员出身，但是非常懂戏，尤其懂旦角，对旦角艺术研究很深。史校长对戏曲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几十年来以校为家，每星期只回家一次，常年住在排练场旁边一个很小的屋子里。这位校长把毕生的精力都投人到培养京剧人才方面。由于我是班级里的尖子生，史校长对我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十分感谢他怀念他。 我刚人校的时候十一二岁，在班级里嗓音条件算是比较好的，史校长看我是个好苗子，就对我进行了重点培养。我那时候个子不高，史校长就盼着我长个儿，每隔一段日寸间，他就会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量身高，每次我都恨不得挺得高高的。几年下来，在他办公室的书柜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我成长的痕迹，可见史校长希望我能成才的良苦用心。 在当时的演出实践中，每次我觉得自己演得很成功的时候，史校长往往不会表扬我，反而会给我提出很多批评意见。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在演《武家坡》的时候，心里没有底，当战战兢兢地把戏演完时，史校长却走过来对我进行了表扬。史校长为了防止我骄傲自满，在我得意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一些忠告，让我冷静下来，戒骄戒躁而在我需要鼓励和赞赏的时候，他往往也会在第一时间出现，给我加油、鼓劲。这些事情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史校长不仅在生活和学习中帮助我，在做人方面也很关心我，非常注重对我人格的培养。我当时在班级里是学习尖子，一直是班级干部。史校长说，你是尖子，容易造成和同学之间关系的紧张。所以，有一年他就让我当班级里的生活委员，负责同学生活中的具体事情，深入到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对我人格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帮助很大。 我十分感谢多年来老师和领导们对我的培养，他们兢兢业业地为京剧事业输送人才。如今他们大多已经驾鹤西游，留给我的是无限的感激和怀念。 耿其昌：当时中国戏校教师的阵容，可以说在解放以后的京剧史上是最强大的，空前绝后的。咱们戏校之所以出这么多的人才，跟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戏校在解放后戏曲教育界的地位，相当于解放前的富连成科班。中国戏校的毕业生遍布全国，去了各个剧团也大都是顶梁柱。像过去一提到富连成，我们就能想到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等等一大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一提到中华戏校，就会想到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鸿；说起荣春社，就能想到徐荣奎、杨荣环。而解放以后，大家能够记住的各戏校培养的著名演员，中国戏校占了绝大部分，这就能够看出它的成果。中国戏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京剧演员，这就是它对京剧的贡献。 当时中国戏校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好演员。由于他们都有很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所以教出的学生都是高水平的。像茹富兰、雷喜福、贯大元、王连平、钱富川、傅德威、方连元、邱富棠、华慧麟、程玉菁等很多优秀的老师，都是红极一时的演员。他们解放以后年纪大了，基本上不再登台演出了，但身体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担任戏校的教学工作。党和国家很重视这些老教师，对他们照顾得非常细致，使他们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培养京剧人才的教学中。那时候感觉老师真是特别可亲，特别严格、负责、认真。当时富连成科班喜、连、富、盛、世、元、韵各科的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可以说这种师资力量在京剧界是空前绝后的。我很幸运遇上了这么多的好老师，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太宝贵了。 中国戏校有一整套非常好的办学方法，是非常值得借鉴和保持的。中国戏校之所以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是由于它综合了老式科班教育和现代学校教学的优点，新老结合。过去老科班不学文化，只注重培养业务技能，学生没有文化，理解剧本、开拓思路，都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当时戏曲演员的通病。过去中华戏校是学文化的，甚至还学英语，但是由于中华戏校规模比较小，办学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影响不大。而中国戏校既保留了以前科班好的方面，又把文化这一方面补足了。我们那时候对文化是非常重视的。专业课不及格就要留级，文化课不行同样也得留级。所以当时的文化课、专业课实行"两条腿走路"，文化课同专业课一样抓得特别紧。由于数理化和我们的专业联系不很紧密，所以学得很少，但是语文、历史、哲学、政治这些学科学得很扎实，甚至包括书法都学。新老结合，老科班中优秀的东西继承了，同时又加进了新式教育中先进的东西，中国戏校的这种教育体制，我觉得是值得现在总结和提倡的。这当然要归功于国家制定的戏曲教育政策，也归功于萧长华老先生、史若虚、刘仲秋等领导，归功于那一大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培养京剧下一代的老教师们。
李维康：作为学生除了学习之外，我们的课余生活还很丰富。下农村、下部队去体验生活，我觉得很有好处。到现在回想起来，脑子中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生活情景。跟农民和军人的接触，感受最深的就是农民的质朴、厚道，军人的忠诚、本色，这些都让我深受教育。 我们那时候经常去的是北京郊区的黄土岗和部队的坦克学校，去慰问演出，同战士们一块儿联欢，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训练。记得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在河北易县进行毕业演出。在滴水成冰的冬天，我们在台上穿着很厚的棉衣，仍然不能抵御寒风的肆虐，但刺骨的北风却丝毫不能减弱农民们看戏的热情。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农民们对戏曲的喜爱，也看到了他们平时精神生活的贫乏。农民们朴实、满足的笑容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当时确实很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年轻时多吃点苦，是人生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当遇到某些不平等待遇的时候，想想当年吃的苦，想想那些农民们，往往也就释然了。有时候一些不经意间潜移默化的教育，往往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 当时，除了在学习中要有优、良、中、差、劣的区别，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是十分注重优劣之分的。就连集体宿舍的卫生，大家也是十分重视的。必须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砖地上的缝都拿碱水擦白了，就连窗棂的最上面都擦得很干净，检查的人专门找犄角旮旯去看。卫生检查的时候，同学们都希望能得到一面代表集体荣誉的红旗，大家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可见一斑。这与当时受到的教育有非常大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 耿其昌：那时候学校的良好风气跟社会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可以用简单几个字来概括，就是政治清明。由于社会政治的清明，各单位风气都比较好，没有听说过贪污、腐败、腐化、家长给老师送红包的。我们都不是梨园子弟，刚开始学戏时什么都不会。老师上课，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口传心授，一点点教出来的，学生学得瓷实。我的开蒙老师陈斌雨先生就是这样，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幼功基础。那时我们的身段课都是雷喜福老师上的。如今那些老师随着年岁大了，都故去了，实在可惜，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除了业务教学，老师们还是我们德育的典范。老的戏曲演员受到的往往是传统戏中的教育，受到传统思想的熏陶。他们不会去讲革命教育的大道理，但是具有"演戏要有戏德"的淳朴思想，有一些做人的道德规范，不许胡来。他们对自己艺德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两个演员在台下闹矛盾了，但绝对不能影响台上的演出，还有像"救场如救火"，台上"一棵菜"等，这些好的传统，应当继承。 过去老科班有一套老的传统。国有国法，行有行规，讲究师徒如父子，那时候见着先生，都是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像马连良、谭富英先生都是大角，听说到了萧长华先生那儿去拜年坐都不坐，全都是站着。当时马、谭二位先生名望非常高，但是对待恩师，还是毕恭毕敬的。 当然，时代在变化，社会体制在变革，我们不会完全恢复老一套的道德教育。我们在继承好传统的同时，也要吸收现代的、先进的教育方法，主要从思想层面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李维康：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在新的时期有了那么好的条件，网络、媒体又是那么发达，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加大宣传，把我们培养出来的演员向观众推广。可以在学院外边设一个固定的场地，立一个指示牌，把最出色的各个行当学生的画像贴在那里，让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培养演员的地方，出来那么多好演员。丽泽路上每天有很多辆汽车通过，这就是非常好的宣传机会，能够更好地推出我们的学生，推动学院的整体形象，慢慢地这些演员就会被观众所熟悉了。这也是对学院的一个督促：必须出人才，才能够向外推出，这是互相促进的。首先得有值得推的好演员，推出一个，就要立住一个，不要让人家觉得华而不实，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培养好演员。 我们学院现在有那么多出国演出的机会，完全可以借助宣传的优势，把学院和学生向国外推广、介绍。学生在彩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免费邀请外面的观众来观看，慢慢地观众多了，戏曲得到了推广，同时也就把青年学生宣传出去了。尤其在大学，学生基本处于成熟阶段了，所以要给他们创造一些演出实践的机会。这其中也不乏特别优秀的学生，让他们接触观众，尽早让观众熟悉他们。 另外，学院可否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一些商业的策划。就像张艺谋的电影，他的商业策划特别值得我们来借鉴、推广。为什么《英雄》、《十面埋伏》取得了那么好的商业成绩，这与他们高超的商业策划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成立这样的专门机构，就可以具体地、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包装了。 时值学院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作为学院的一位老毕业生，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希望学院能够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培养出真正能够活在观众心中的表演艺术家，使我们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薪火相传。 耿其昌：现在社会进步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各种高科技手段非常多。记得我们十三四岁的时候，经常到中南海去给中央领导清唱，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同志、刘少奇同志、陈毅同志等中央领导，给毛主席唱戏，跟毛主席握手，这多有纪念意义啊。将来总结艺术的历程，都会留下难忘的回忆，可惜连张黑白照片都没有。这是到现在我都觉得十分遗憾的事情。如今我们掌握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就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为振兴戏曲艺术服务。 在此我想给学院提个建议，让学生、青年教师多参加实习。在舞台上演过的戏再教，与没演过教出来的戏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青年教师要争先恐后地实习、演出，去提高自己，这样才能真正为我们的京剧艺术培养后备人才。 另外，我同意维康前面的意见，学院一定要加强宣传这一方面。北京戏校有"四小须生"，现在又培养出梅、尚、程、荀各流派的几个旦角演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就是打好了宣传这张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现在社会上流行所谓的青春版，咱们学院的学生恰恰具备了这个优势。因为他们年轻、靓丽，充满朝气，观众喜欢看，这就是他们的优势。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需要机会向观众们展示才华。但学院的现状是，很多人才往往不为人所知，有时候连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不太了解他们，社会大众更不会了解他们。其实，这些孩子水平都不错，就是需要一个向外推广的平台。 学院应当专门设立这样的部门，抓住学生的黄金时期，把我们培养的优秀演员向大众推广，让普通的观众知道。同时我们可以借助各种媒 体，像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网络、各大报刊等，大力地、全方位地对他们进行宣传、包装。 最后，在学院五十五周年校庆时期，我衷心祝福学院兴盛、发达，为祖国培养出大批的京剧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