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早期教学情况
我是1952年进校的,是音乐科的第一批学员,当时应该说叫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我们考的时候,一共大概招收了二十多个同学。当时招生的学生程度是中学水平,就是普通中学的初中毕业。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已经念完了,当时已经上了高二了,然后就考了中国戏校。 我们同学当中,有北京的、河北的、黑龙江的、河南的、武汉的。我们那时候不叫音乐系,叫音乐科。表演系也不叫表演系,那时候叫京剧科,主要是培养演员。 开始我进来的时候,从戏曲音乐这方面来说,师资很缺乏。从教学上说,在这个时期,因为招了新学生,教学的工作任务上加大了。要想提高教学,必须得增强师资队伍,必须要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要丰富教学内容。但是当时条件还做不到,只能把当时传统的基本所能应用的知识、常识如实地教给学生,那就相当不错了,还谈不到大量的发展和丰富。要想改变状况,就要扩建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没有强大的师资力量根本谈不到教学水平的提高,师资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那会儿已经开始认识到了。 我们进校以后,教学方面需求量比较大。我们这些同学是普通中学来的,甚至于有的像我这种情况,都上了高中了,所以一般从理解能力上说,比在校的那些比我们年龄小的学生好一些,这就需要教学也要有所改进。这就是我们人校的时候,体现在教学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学校能够系统地,明确地把知识传授给我们,而且能够掌握并具体运用戏曲方面的专业知识、技巧和技能。 我是1957年毕业的,毕业以后就留校了。这也是学校原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从学校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毕业生里,选几个出类拔萃的,作为将来我们学校音乐科的教学师资,以此来扩充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我们这个班,原来共招收了二十多人,经过五年的学习,到毕业的时候,就剩下九个人了:我和任枫、孔祥昌、薛永泉、陈汉生、刘德润、郝德全、陈石昆……留校的就是我、任枫、孔祥昌和薛永泉。我们四个人的专业:任枫是胡琴、鼓,孔祥昌是月琴、三弦、笛子、堂鼓,薛永泉是打击乐-铙钹、大锣,我是板鼓。后来薛永泉调到山东戏校去了,最后就剩我们三个人了。 其他的同学,有几个分到中国广播文工团、中国广播乐团。之所以能够分配到那里去,这跟咱们的教学有很大关系。我们学习期间,要丰富教学内容,不仅仅是学我们的京剧音乐这个技术范畴的知识和技能,还学了民乐。我们都有副课,当时副课有琵琶、民乐唢呐、民乐笛子、民乐二胡等。 当时,咱们学校戏曲音乐正处在发展阶段,一边发展一边摸索经验。这让我们也学了不少东西。既然是搞音乐的,要是只停留在民族的戏曲音乐范畴,知识面就不够宽。接触了中国民乐的这些东西,也丰富了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同时我们也运用到舞台上了。既然是搞音乐的,必须得识谱,那会儿我们对谱子的概念很淡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搞音乐,必须得跟乐谱打交道,也不能光是基本乐谱这范畴,音乐基础理论更需要提高,还得学其他的相关知识,并且要逐渐丰富。我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接触这些了。钢琴课也学,因为必须得从键盘音乐上了解情况。有很多基础的东西,要不掌握键盘音乐,就比较困难,也比较枯燥。一摸键盘,有好多问题都比较好理解,又有形象,又有音响,都能解决。那会儿是一个星期大概只有一次钢琴课。虽然课很少,但是也在向正式的一种音乐教学的路子上逐步迈进。 因为我们学的主要是民族的、戏曲音乐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学很多其他的,占的分量太大了就把正课的时间挤掉了。主要还要保证民族戏曲音乐的教学,但是又不排斥音乐基础各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此才能提高学生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能力。为此,我们请了一些外校的老师,有音乐学院和中国广播乐团的。自此,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便既有主课也有副课,用副课方面的技巧来补充、扩大、发展主课的技能;事实证明这样的教学安排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这批学生,从全国来说,在戏曲音乐教学里,是首屈一指的,程度最高的。这是学校的功绩,也是我们的荣幸。
戏曲音乐系的创建
学校由中专升格为大学后,音乐科也要改建为音乐系。当时的情况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相应的专职管理干部,也没有专职的师资队伍,更没有教学方案,也没有教学的设想,都需要从零开始。 音乐系筹备建立时,王荣增老师已经兼任院长,学院成立之后,王老师就来找我,让我把音乐系给搞起来。我推托了几次,怕干不好,因为当时什么条件都不具备,无从下手。后来学院请来吴炳璋老师担任音乐系的"一把手"-音乐系主任,我是音乐系副主任,实际上我是协助吴炳璋老师搞工作的。当时吴老师年岁也大了,精力也十分有限,很多事情以他的名义,具体工作都由我来做。 第一步工作是从教学方案上开始的。要搞音乐系,首先要定下来要搞什么样的专业,要搞几年制。如果一步到位设立本科,就需要考虑当前的条件成熟不成熟;如果现在不搞本科,怎么从现在慢慢一步一步地,逐渐地摸索经验,将来把本科发展起来。如果招学生,招什么程度的;这几年的课程设置,怎么安排,业务怎么安排,专业安排什么课;要学习艺术理论课,要学习文化课,这些课程需要课时多少。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课程的设置具体包括主修专业的课,辅修专业的课。此外还要有理论课程:戏曲概论、艺术概论、音乐基础理论课、戏曲史课、音乐史课等等。还有文化课:文化课主要的是中文课;学我们中国戏曲的,必然不能离开历史,历史课一定要学。还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政治课、党史课、马列这方面理论。还有讲座课-艺术讲座。这些课程都是分年级的,比如说哪一门课学一年,或者学一年半,都有时间要求的。 当时具体操作这些事情时相当费头脑,另外需要到外面去学习其他单位的经验,费了不少劲儿,工作任务是相当的繁重。成天到处去跑,了解情况,把情况都了解清楚了以后,自己根据现在要办学的思路、基本要求,办出有自己专业的特色。
桃李芬芳
1983年,学院开始筹建戏曲音乐系和京剧作曲系合并。那时候我已经不在领导班子里了,在搞教学工作,主要是排戏,一直到1993年退休。 1958届的毕业生是我第一批教的学生,就是现在上海京剧院的李朝贵这一批。上海京剧院还有一个鼓师,是73届的金正明,两个人都在上海。他们一到那儿就立住了。上海那儿不是说眼高手低,而是眼高手也高,一般的不认可,那儿普遍程度也比较高。一般人那里看不上的,需要经过磨练,认可了才行。可是咱们的学生分去以后,到那儿去一试演,无论是从掌握的戏曲剧目数量上来说,还是从技术水平上来说,都没有遇到什么难题。他们在那儿工作一年多的时候,有很多在咱们学校学过的东西还都没来得及展示出来,可见学生学的东西相当多。 在学校里,到快毕业的这一两年的时候,要大量教给学生各种不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剧月,州定iL他fi7有尤量d夕实践机么刁读戳不行。金正明就有大量的实践,所以他到上海就不感觉自己手生,老是感觉没受什么困难阻碍,干得一直很顺。 而且在教学中,作为我们教板鼓的特别要注意学生的气质。他必须得有领奏的气魄,领奏的能力,往那儿一坐得压得住乐队。这气魄是由他本身掌握的技能的高低所决定的。气质是需要经过培养才能具备的,没有一种高技能,说实在的气质也高不了。 后来我还教过73班的学生,是现在中国京剧院的李金平。再往后就是74届了,也就是耿连军老师这个班,他们这个班,成材的也不少。那会儿耿连军的毕业剧目是《李慧娘》,我帮着他们搞的,效果相当不错。 除了本科班,咱们的大专班、专修班、进修班、师资大专班也有我的学生。师资大专班,就是魏寅初、林学民他们那班。大专班,就是李中华、封谦和中国广播乐团的马里他们那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