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年4月1日接到文化部党组任命，到中国戏曲学院来做院长的。那个时候中国戏曲学院和现在相比，差别就太大了。我在戏曲学院工作五年多的时间，正赶上中国戏曲学院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就是困难和机遇同时存在的历史阶段。 我说一些事情，现在的老师和同学听起来，可能会感到惊讶。在我上任之前，1994年底教育部组织了若干专家对中国戏曲学院做了一个评估，中国戏曲学院全院教学固定资产折价相当于人民币九十二万元。这个数字现在听起来可能会感到吃惊，怎么一个学校的教学固定资产才这么几个钱？这九十二万元人民币，现在拿到北京买一处三居室的房子都买不到，但是当时全院的家底就是这些。按照这个数字，中国戏曲学院就要关门了，因为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一个学校的教学固定资产如果达不到两百万人民币，那就要关张了。可是没有发红牌，当时发的是黄牌警告，限期整改。当时我们是文化部领导、主管的。国家教委要求我们赶快改进，中国就是这么一家戏曲学院，如果办不下去，那责任谁也负不了。当时的文化部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1996年4月到我来任院长的时候，据说我们学校的教学固定资产已经达到一百五十几万了。当时情况是非常寒酸的。 学校的学生也很少，不到三百人，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还有外国留学生。当时学校在里仁街旧址，校园很狭小，楼房很陈旧，办公室、图书馆、教室等等都在一个楼上。上而一敲打，整个楼都在振动。学校里本来有一个一千多人的排练场，后来发现实在很危险就拆了，拆了以后就没有钱重盖，最后剩了一片空地，一片荒草。现在老师们住的十八层宿舍就是原来排练场的旧址。学校有个很小很小的排练厅，是一个大棚子，里面有一百来个破破烂烂的座位，还有一个台口不到十米的小舞台。我们的同学们就在那儿排戏演戏。学校的情况下滑到一个低谷，最后探到谷底了。
我4月份来上任，5月份就接受了一个采访，是中国民航一个叫《中国国际航空》的杂志，向全世界介绍我们各种各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中国戏曲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我们学校的情况登在杂志上，随着中国民航的飞机，飞到全世界各个角落。 那个记者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我让她住到学生宿舍去，这样才能了解到学校真实的情况，希望她如实地做一篇我很满意的报道。我强调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不要做多少赞美，多少渲染，就是如实的报道。那个记者在我们女生宿舍里住了几个晚上，后来写了一篇很生动的报道，题目就是《中国戏曲学院，你还好吗？》这个题目含义很深，你还好吗？你活得怎么样？你过得怎么样？ 前面有一段编者的话："1997年是中国的芭蕾年，中国古老的京剧呢？中国唯一的戏曲学院呢？我们将给你介绍京剧各种角儿是怎么样在高等学校深造的。"她是这么介绍中国戏曲学院的："它坐落在北京城南一条拥挤的胡同中，还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修建的砖楼，就是它的主要建筑了。学院只有不到三百名学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进修生和留学生。教师一百余人，可以说是微型大学，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学校却是全中国唯一的戏曲高等院校。令它自豪的还有它的教学成果，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全是该院的毕业生，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历届得主有三分之一左右是该院毕业生或者在校生。""1995年中国国家教委给中国戏曲学院发下黄牌警告，因为它的固定资产只有九十万（写得不准确，应该是九十二万）人民币，远不够教委规定的一所大学必须具备至少两百万固定资产的要求，但是戏曲学院本身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它是等待被取缔，还是举着世界唯一一所中国戏曲高等学府的招牌，在教委不忍割舍的沉默中风雨飘摇呢？"她讲了学校教学的情况，写得挺生动的，描述都是真实的，然后说在社会舆论呼吁振兴京剧、振兴戏曲的同时，中国戏曲学院这所培养中国戏曲精英的摇篮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 她的文章快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写的："采访快结束时，正赶上学院一次彩排。一个小女孩手拿猴皮筋站在后排，趴在椅背上看得眼睛发亮。她叫周小娟，七岁，是附近茶庄老板的女儿，就读小学一年级，她盯着台上的崔莺莺和红娘，手里学着她们的手势，喃喃地说，我长大要学戏，演小姐和丫鬟。我不知道等她长大以后，这所学校是否存在，如果还在，它是否还好？"我看了以后有点辛酸。 这份杂志随着中国民航的飞机飞到世界各个角落。一些关心中国文化、对中国的戏曲有兴趣的人们，如果当时坐飞机的时候能看到这篇文章，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慨和想法的。这份杂志我很珍惜地保存着，它是中国戏曲学院一段历史的记录。
始料未及的是若干年过来了，中国戏曲学院不仅存在，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变化。我想世界上的事物大概一旦滑落到低谷的时候，各种因素常常就会促使它反弹。我来中国戏曲学院工作的那几年，正是赶上反弹期。反弹的过程困难很大，但机遇也还是存在的。因为中国戏曲学院那次评估的状况，在《光明日报》上也有一篇很生动的报道，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支持和帮助中国戏曲学院。 我来到了中国戏曲学院，感到困难很大。但是就在那几年期间，中国文化界、戏曲界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在1990年纪念徽班晋京的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动，当时中国的京剧和戏曲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党中央也很重视这个事，中央领导人参加纪念活动，发表了很鼓舞人心的讲话。后来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两位大师的百年纪念，当时在《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上都刊登了中央领导提出的一个很鲜明的口号，就是"振兴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把振兴民族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相提并论，是非常重要的。中央在好多文件里也提到怎样振兴民族文化的问题，中国戏曲在中国民族文化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理应受到重视，得到扶植，实现振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动力，中央重视，文化部、中宣部就重视。好多领导同志接二连三地到我们学校考察，文化部的部长来了，中宣部的部长也来了，看了以后大发感慨。我记得很清楚，我陪丁关根同志在校园里转了一圈以后，丁关根同志说："唉，连个小学都不如，这怎么振兴民族文化？"领导同志得到这个印象倒是好事，那就得想办法采取措施。果然主管部门文化部方面给了一些切切实实的指导和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学校一天一天地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一步一步向好的方面发展。
这几年我们做了几件事情，都是可以载人学校史册的。 一是一套标准教材。我们有很多的专业，有好多系，表演系、导演系、舞美系、音乐系、戏文系，可是作为高等学校，1996年以前中国戏曲学院还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教材，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在文化部的领导下，我们赶上了一个工程，文化部要组织《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编写，包括戏曲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等都在内，要编一整套系统的教材。中国戏曲学院承担了《戏曲卷》的编写任务。其实在这个工程启动之前，老一辈的戏剧家张庚先生已经在发动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些老师，启动"中国戏曲表演教学体系研究"工程了，决定编写三部教材。后来这三部教材加入了《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戏曲卷》有十几本教材，这个工程经过全体老师和研究人员的艰苦努力，陆陆续续地出版了。这样中国戏曲学院就有了一套自编的教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二是一个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班。学校在1996年就开始筹备而且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班。开学以后，在全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成立，把京剧界中青年演员精英中的分子都召集进来，在这里进一步提高，收获很大，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跨世纪振兴京剧的领军人物。看来这个目标正在逐步实现，这件事情继续办下来，一直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届了。很多演员把到中国戏曲学院参加青研班作为一种骄傲。 三是一座新学校。领导同志看过以后，都认为中国戏曲学院确实不能再维持原来那个寒酸的样子了，应该有新的发展。国家计委也参与了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建设项目，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戏曲学院。原来我们没有很高的奢望，就想在里仁街这个原址盖两栋宿舍，盖一个排练场，能够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生活就可以。后来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个设想不够，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新建造一所新学校，结果就在万泉寺征购了一百亩土地，建了五万八千平方米的教学楼、生活楼等等，一个新的校园就完成了。这一下子学校就改观了，从里仁街拥挤破烂的老校址迁到新址，这件事情是2000年7月份完成的。学校搬迁非常顺利，因为老师同学都很拥护，都希望改善环境，所以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旧校没有多少东西可搬的，几辆汽车就拉来了，剩下的破破烂烂就扔了不要了。弃旧图新，一切都是新的了。 四是一个"文明校园"。2000年接受了北京市教委组织建设"文明校园"的评估。在老校的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好希望的，走廊上、楼梯上到处都是香烟头，一摊一摊的痰。搬到新学校以后大家也不爱惜，别看学校新，照样弄脏，太可惜了。"文明校园"有很多标准，如果不能达标的话，说明还有很多问题要改进。大家艰苦努力，达标了，完成了一个"文明校园"的评估。这样给学校的新的发展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五是一片新宿舍。原来大家在里仁街的时候，同学们挤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宿舍楼里，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食堂。老师们原来住得也很可怜，在筒子楼里住着。有一座小楼分成单元，每个单元的房子也是很小很小的，各方面都不方便，这还是非常高级的老师才有资格住的。现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学校里学生们的住宿改进了，在原来的学校的旧址造了好几栋教师宿舍，老师们也都安居乐业了。 这是我在任期间，学校党委团结广大的老师、职员、学生共同艰苦努力、艰苦奋斗，才做到这个样子，完成了这么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做下来以后，中国戏曲学院才有了21世纪新的起点，才有了今天新的发展。当时三百多个学生，现在两千五百多个学生，老师增加了一倍，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感到很安慰，不能说自豪，至少是安慰，就是在学校服务的这几年，已经完成了"五个一，'：一套教材，一个青研班，一座新学校，一个"文明校园"，一片新宿舍。有这"五个一"，我们那一代老同志们也觉得是对得起老师，对得起同学们的。这是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了，今天再说中国戏曲学院就不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景了。
我记得中国戏曲学院在里仁街的时候，各种设备很差，学校很穷，就在那种条件下，还是很致力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像模像样的事情。一说到对外文化交流，大家觉得是很阔气的事情，其实在很穷的环境下也可以做。中国戏曲学院在当时是唯一一家培养戏曲高等专门人才的大学。很多外国友人要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事情，说到中国文化的时候都会说中国有戏曲，而中国戏曲高等专门人才是中国戏曲学院培养的，他们都想到中国戏曲学院看一看。我记得我在任的几年，接待过不少外国人，像德国总统夫人、瑞典驻华大使、日本的驻华大使，还接待过一些国外的艺术团体，瑞典斯德哥尔摩戏剧学院在我们小剧场里还演出过马克给他们导演的《仲夏夜之梦》。我们还有一些国际合作，我们学校的京剧团几次出国访问。1997年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恢复二十五周年，中国戏曲学院还和日本的著名的舞蹈家花柳千代先生合作过大型舞剧《大敦煌》，在北京、东京都演出了，社会反响很好。我们学校于少非策划的《张协状元》，多次到国外演出，到过芬兰、爱沙尼亚、挪威，反响很好，外国朋友看了以后评价高极了，认为非常了不起。 中国戏曲学院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特别是表演系在海外有不小的影响。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有一个京剧票社，每年都要派一些人到我们学校来学习，主要是学表演的。郑式哲是圣地亚哥大学京剧票社的创始人，学唱花脸的。这位先生后来去世了，他的夫人就以他的名义给我们学校表演系提供了奖学金，叫"郑式哲奖学金"，专门奖励表演专业的优秀学生。每年都有，虽然钱数不多，但是情意很深。说明在海外的京剧爱好者对中国戏曲学院还是怀有敬意和关怀的。 还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我们学校就读，有印度、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的留学生，和我们同学一起住在破破烂烂的校园里，他们觉得收获很不少。德国留学生贡德曼参加策划的京剧《夜莺》几次出国演出，反映都是非常好的。 中国戏曲艺术不仅在大陆上有，在台湾也是很活跃的。两岸同根，一个中华民族，台湾那边也有戏曲学校。在从前有两家戏曲学校，一个是国光，一个是复兴。两家戏曲学校和我们中国戏曲学院都有很多联系，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方面，咱们也做了不少事情。我们这儿的老师定期到台湾戏校给他们授课，他们那儿的老师也到中国戏曲学院来参加过学习班。有一年夏天，台湾的两家戏曲学校，主要是国光戏校的暑假学习班，来了好几十个人。 中国戏曲学院虽然物质条件差一些，只要大家勤奋努力，不管哪个方面，也还会作出不少成绩的。不是说一个学校在一个崭新的校园里就会搞好，学校再阔也不一定都有辉煌的成就，穷家破业的地方也能做出该做的事情。在国际文化交流、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做得应该说是不错的。现在我们不仅对外文化交流搞得活跃了，还能专门开设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是以前没有的，我觉得这样做很好。
现在我们学校正在准备接受教学评估。其实教学评估这件事在1997年在里仁街时就已经启动了。当时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在文化部主管下，这个工作也是文化部教育司主管的。教学评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国家教育部门管理高等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根据多年的经验积累和研究的成果，制定了很多教学工作的指标。从学校的党政领导到学校的后勤管理，每一样细小的工作都要计分、数字化、量化。当然主要是教学管理，从各方面对老师、学生，对管理队伍都有非常具体的要求。如果按照教学评估的指标都做到了，达标了，那么这个学校就算一个合格的高等学校了，否则就要有很多必须改进的地方。 中国戏曲学院因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成立的高等学校，必须接受教学评估。以前戏曲教学有很大的随意性，老师上课没有教案，端上一壶茶就开始上课。这项工作开始做起来很艰苦，也很复杂，以后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当时准备用一两年时间完成，可是正赶上中国戏曲学院从老校到新校的搬迁过程，因为这一搬迁，这件事就搁下了。现在中国戏曲学院重新接受教学评估，这是需要从校领导到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事。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做好，中国戏曲学院将来作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高等学校，会有更好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好。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学生。
中国戏曲学院在里仁街的阶段，做了很多社会影响良好的事。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办了几个进修班。导演系办过导演进修班，就是在我们现在附中的楼上办的。来自全国的一些戏剧导演来这个班进修，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收效很好。像在南方非常有名的女导演杨小青，就参加过导演进修班，是我的学生。戏文系也办过好几次戏曲编剧进修班。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戏曲创作的人士在我们这里进修，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从中国戏曲学院能学到很多东西。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学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所以这一类的研修班还是应该继续办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