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恩师

我是1959年考人中国戏曲学校的，当时十一岁。那时的中国戏曲学校，那真是令人向往的一个圣地。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师资，当时我们学校云集了很多京剧界德高望重的名家。这些看家老师给学生打下的基础是横平竖直的，是"家里打车，外边合辙"的标准件，无论走到哪儿去，都要以中国戏曲学校这一版为准。所以我们很骄傲能够遇上这样高水平的老师。 举个简单的例子。不管外边有什么京剧演出活动，萧长华校长、史若虚校长和剧团的人打个招呼，那些剧团骨干都会很热情地送戏上门，到学校来演给学生看。原因很简单，学校里很多老师当年就曾是这些剧团骨干的先生。像我们的孙盛文孙先生曾经是裘、袁的老师；像我们的雷喜福先生在富连成那时候，算是一个大师，说什么话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当时我们表演科的主任王连平老师，曾经是掌管富连成的教习；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耿庆武先生是曾经坐科斌庆社的前辈，专业水平非常高。梅兰芳、盖叫天、马连良、周信芳先生都到学校来讲课，讲他们浸润一生的艺术体会，对我们来说真是大开眼界。那一段学习生活给我们的专业知识打下了全面的、牢固的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还有史校长，中国戏曲学校从建校到后来改制为学院，其实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戏校新式的戏曲教育模式，将旧式的科班教育转化为新型的戏曲学校教育。不管是从专业上，还是从思想教育上，他都能够拢得住。他甚至于关心到每一个班、每一个学生。哪个学生应该学什么戏，他亲自找班主任去协商。像李维康他们班，还有张关正老师、赵景勃老师他们班，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既有当前学习的情况，还有最后达到的目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学需要有一个完整翔实的计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时我们学校那个山字楼里面，最多的时候有五个地方同时彩排。学生天天晚上就是看戏，互相学习、彩排、演出，互相观摩。百练不如一看，我们身边守着实验京剧团，当时像秀荣老师、春孝老师、朱秉谦老师……都在实验京剧团，观摩他们的戏，对我们学习、提高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而且是以身作则。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大班的一个同学排《清风亭》，要在水泥的地面上走一个抢背，学生觉得地面太硬，不想走了，雷喜福老先生把拐杖一扔，自己走了一个。这件事震动了全校。学生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理由不认真学习。像贯大元先生、雷喜福先生、宋继亭、孙盛文老师那真是太敬业了，而且对学生的表演是全面培养、重点拔尖，这是一个培养方针普遍培养，因材施教，重点拔尖，以点带面。中国戏校之所以有今天这种辉煌成绩，跟他们老一辈的这些人的追求是分不开的。

亲切的首长

那时咱们学校的师生经常参加中央首长在中南海的活动。我在那几年当中，有幸多次去过中南海，为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一些中央的首长演出。当时我们也是非常兴奋，感到非常幸运。记得我们常去的有李维康、耿其昌、朱振东、张铁锤（张宏英）。每逢周末接到任务之后，我们就和音乐科的吴炳璋、刘越、王诚老师一块儿去中南海。那时候我是十二三岁，经常是赵荣欣老师带我们去。晚饭以后，大概是七八点钟，就有苏联产的高级轿车来接我们。每次大概得在一两点钟才能开始，一直唱到天亮，回来后还要汇报。学校有时候还把学生集中起来，让我们讲述昨天的经历。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心里的感觉就是挺骄傲的。 当时去演出的还有其他专业团体的人，例如侯宝林老师、马连良先生、裘盛戎先生等人，我们经常是穿插着演，有时候就和马连良先生、马长礼老师、谭元寿老师、李世济老师在一起候场。我那时经常唱的戏有《文昭关》、《除三害》、《斩子》、《斩黄袍》。每次演出，毛主席都坐在大沙发里，用手一板三眼地拍着，甭管什么板式，他都是一板三眼地拍着。我记得毛主席最爱听的是高亢激昂的唱腔，比如说高派的《斩子》、《逍遥津》、《除三害》、《斩黄袍》等等。有时候他在休息的时候出去了，但是一听到这边唱"父子们"，就知道是《逍遥津》开始了，急忙赶回来听。 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还享受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我们每次演出完，都可以过去跟毛主席握手，跟毛主席说话、聊天。毛主席问我们文化学习的情况如何，有时候还特意询问某人为什么没来。记得有一次张铁锤没有去，主席就问张铁锤怎么没有来。刘少奇主席询问我们平时的伙食情况总理也关照中南海里负责我们晚饭的食堂，说一定让小鬼们在这儿吃饱吃好。另外，记得我还见过陈毅同志和小平同志，都一一地握过手，说过话，聊过天。 记得有一次我唱《斩黄袍》中"孤王酒醉"一段，唱完之后毛主席还觉得不太过瘾，说你为什么不唱前边的【流水】啊，他就精通到这个份儿上。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我没有准备，他就把【流水】的头一句词——"天作宝来地作宝"念了出来。可见他对于京剧和相关的历史，对各个戏的细节，非常之了解，非常清楚，有时还会给我们解释一些字，修改一些唱词。记得有一次李和曾老师唱《碰碑》，然后毛主席就问"方良臣"是怎么回事，他查了史料，没有方良这个人。主席说是不是"魍魉臣"，后来这句唱词就改成"魍魉臣"了。这件事情发生时我们也在那里演出，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听到，是事后听到的。 由于客观条件的关系，当时并没有照片留下来，只是在学校的档案里留下了记载，但这段历史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一段深刻、美好的回忆。 再后来，开始搞现代戏汇演，去中南海的演出活动就停止了。 1976年，主席逝世的时候，举行悼念活动，因为我们有过给主席演出的经历，学校的领导将我们作为优先的一批人，派到中南海后堂参加了吊唁活动，又勾起了我对那段日子的怀念。 后来，纪念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我在清明节的时候写了一篇回忆文章，登在了《北京晚报》上。

创新的精神

我们学生时代的创作活动十分丰富。每逢国庆、校庆或者其他庆祝活动，我们就排演节目。议罗密欧和朱丽叶》、《腊子口》、《春雨》、《罐舞》、《赤道战鼓》……中国戏曲学校的学生，既有横平竖直的基础，也有很强的创作欲望、创作能力。学校的教学思路十分明确，绝不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我们也是两手抓，一手抓传统，一手抓现代；后来又提出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并举。这样的办学思路，道路就会越走越宽畅，前途越走越光明。 我们学校的学生，是以传承为主的。但是学校还有实验剧团，他们担当起了大部分的创作任务，例如《白蛇传》、《武则天》、《朝阳沟》、《红旗谱》、《送肥记》、《补锅》等等。他们把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些教学成果，传播到祖国各地，树立了中国戏曲学院教学的风格和水平。当时我记得我们的《对花枪》火得不得了，郑子茹、陈淑芳等脱颖而出，为中国戏曲学院树立了形象。 实验剧团在学校起了一个教学试验田的作用，平时的创作任务放在剧团，并不会影响到教学，反而跟教学是相辅相成、相互启发的；此外，剧团开放地接触外界，带来新鲜的事物，也能对教学起到促进的作用。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把这块试验田恢复了，比如我们现在排《百草泉》、《哪吒》，就可以不影响到各单位的正常教学。组织起一帮生机勃勃的青年人，把我们需要的好演员留下来，他们在实验剧团的日子，相当于又学习了几年。当他们成熟了，把他们再放到社会上去，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样，中国戏曲学院的创作水平和教学水平都将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样的大好事，又何乐而不为之？ 回想起我在中国戏校学习的经历，曾经得到很多大师的亲身传授，曾经有很多宝贵的实践机会，所以才能够有扎实、全面的专业基础，这也是我作为中国戏曲学校的学生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因此我感谢我们的母校，后来也把我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我们的母校。现在我也快成老先生了，在我退休之际，我一定把我的余热都贡献给我们学校，愿我们学校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