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桐：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是1950年3月10日人学的，早于解放以后学校招的第一批学生半年人学。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应该是1950年9月人学，包括杨秋玲、马名群、陈国为……他们是9月人学，我是在3月份人学，是在北池子草垛胡同，当时我们的校名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 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咱们学校的条件也还是很简陋的。校长室和后来的各个行政部门的办公室，就在一个大屋子里。拿一个席子围起来，里面放一张办公桌，就算是校长室了。席子外面就是共同课的研究室，也是一个办公桌。财务科是一个办公桌、一个保险柜，非常非常简陋。当时上课的教室，就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而且是一屋多用，学校开大会、实习、演出、练功、文化课的大课全在那里，而且还当饭堂用。宿舍全是大通铺，很多个孩子在一个房间里面，全是木板一排排起来，大家就这么睡。 到了吃饭的时候，也没有餐厅，就在练功棚里，几个人蹲在地上，围着一个大海碗就算是"一桌"，吃高粱米饭、小米饭、窝头和白菜。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一桌"三个人，我和师兄朱秉谦、朱振邦。每逢周末改善伙食，吃一次白米饭，是大柴锅炯出来的。饭出来以后，有很多锅巴，我们都排队去找那位做饭的大师傅，他给我们每人分一点锅巴吃，大家吃得很香甜、很开心。 当时，国家还是很照顾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供给制的概念，就是我们上学吃饭是免费的，包括衣服、床单、枕头、牙刷、牙膏、毛巾都是统一下发的，还有练功用的教具等。此外，每个月还给两百块钱生活费（解放初人民币币制，一百元即现今一元）。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那时候大家求学、求艺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当时学校规模不是很大，校长、老师和同学之间没有什么距离感，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关系非常融洽。 这可以举个例子。我开始是学老生的，当时和雷喜福先生学。雷喜福先生是我们学校里著名的老生教员，学校当时有"雷、贯、茹、华"，是教师队伍的带头人。那时候我们的校长是萧长华先生，他也是雷喜福先生的老师。我们上课时，萧老就在校园里巡视，听到课堂有什么情况，推门进去就磋商。我当时正在学《伐东吴》，雷老师正在教我们唱的时候，萧校长听到了，推门就进来了。雷老师当时在学校是威望很高的，但一看到他的老师进来了，马上就站起来恭敬地打招呼。我们当时都很惊讶。萧校长问雷老师教的是什么戏，雷老师回答说是《伐东吴》；萧校长问刚才唱的是什么词，雷老师回答是"忆昔当年长沙郡，转眼不觉有数春"。萧校长觉得"有数春"不准确，后来查阅了资料，应该是十二年。雷老师马上就改成了"转眼不觉十二春"。这件事我后来还写成了一篇小文章。当时的老师和领导，对学生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对专业的把关也是十分严格的，这些对我们的一生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老师是我们原来的副院长、著名的导演艺术家李紫贵先生。那个时候他除了给我们讲艺术理论课，同时也演出。现在很多人知道他的导演艺术，而不太知道有关他作为演员的事情，而我当时有幸亲眼目睹。我人学的时候，正排演一出戏叫《白兔记》，扮演李三娘的是江新蓉先生（中国京剧院程派演员），李紫贵老师演刘智远，当时他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多岁。令我大开眼界的是，他的武功也很好，能翻能打。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东北戏曲学校和我们学校合并了。合校时还在赵登禹路，后来里仁街这边建了新校址，就从赵登禹路搬到这里来，学校规模又扩大了。建这个校址的时候，我们这班学生还都到这里来参加建校的义务劳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学校始终都在这里，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毕业的。 两个学校合并以后，教师的队伍壮大了，而且是流派纷呈，我曾有幸同众多名家一起合作过。在《红灯记》问世之前，有一个戏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是哈尔滨京剧院云燕铭先生他们排的。当时我们学校紧跟社会上这些创作剧目，也进行现代戏教学，学校开始搞这个戏，就是给李维康所在的这个班排演的。当时恰逢哈尔滨京剧院的同志在北京，我们就去找他们"取经"。学李玉和的是邢威明老师，东北戏校的一个著名的马派老生；学李铁梅的是赵桐珊老师，他是非常著名的花旦，艺名叫"芙蓉草"学鸠山的是萧盛萱老师老旦是孔雁老师我是这个戏的导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去找哈尔滨京剧院学这个戏的时候，扮演铁梅的云燕铭老师是赵桐珊老师的学生。云老师看到赵老师来了，吓了一跳，忙说："赵老师，反了反了，您怎么能跟我学？"赵老师说："不在这个，现代戏你创作，我就是你的学生。"后来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排演成功，学校又进行《红灯记》的教学。 关于现代戏教学，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事，是在进行《红嫂》教学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个很著名的老师，我的武生开蒙老师茹富兰先生，是学校中公认的"雷、贯、茹、华"四大名教师之一，他教了一辈子传统戏，很有名。学校开始现代戏教学后，并未刻意强求老先生们必须从事现代戏教学工作；然而老先生觉得有一种危机感，也要参与教学，虽然当时年事很高了，却很积极"不行，我要是不能教现代戏，我这个教师就掉队了。"（《红嫂》这个戏中彭排长有一句话-他是掉队了，被红嫂救了以后，跟上部队的）当时我正给许嘉宝所在的班级教这个戏，茹老师明确表态自己也要教，那当然是很吃力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录像带，只有录音带，还是老式的机器，我就给他将唱、念录下来。录好之后，老先生就在家里，一字一句地学唱，然后我到家里去辅导我的老师。当时老师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学。我们非常钦佩茹老师这种精神，他不故步自封，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果然这个戏他后来教了，教的这个演员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在上海京剧院，叫刘德利。 1958年，我毕业了。我们学校当时有一个实验京剧团，毕业以后，我们就分配到这个剧团。 陈国为：我们这一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我是在上海考的，负责招考的有周信芳、熊佛西、吕君樵等先生。当时是解放后的第一年，那时候我也还小，就知道中国戏校是田汉办的，可以去，可以相信。那时候我们是一千多人报名，一百多人复试，最后取了十一位，包括钱浩梁、姜中阳、魏克虞等人。当时我们考试跟现在一样，初试完了以后复试，复试要求得很严格，关键是文化课，不及格就不要你。 初试时考唱歌，老师说"你会唱歌吗？唱一个。"我记得我唱的是《王大妈爱和平》和《一朵玫瑰花》。老师又问"会跳舞吗"，我就连唱带跳。等到初试后的榜贴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就在里面找自己的名字，看到有自己，很高兴。复试时候是周信芳、熊佛西、吕君樵等四位先生主持的，地点在上海复兴路文化部小礼堂。当时考试就要看你的片断表演了，比如说你得准备一点儿京剧，那时候我唱的是刚刚学会的《打渔杀家》四句［原板］，《金玉奴》的四句道白。另外还准备了一个小品。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小品，我姐姐恰好在上海戏剧学院，她就教了我一个节目，内容是地主逼债，把一个女孩子的爸爸打死了，这女孩子就急疯了。我把内容跟四位老师讲了，老师就让我演，我说我一个人没法演，老师说不要紧我们给你"搭茬"。我那会儿才十岁，姐姐怎么教的我就怎么演，周信芳老师他们看完了就笑，笑得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我又表演《金玉奴》，周信芳老师说"好啊"，把一块很大的白绸子手绢给我当道具用。当时我就觉得老先生这么好，看我们跟宝贝似的，对我们很亲切。后来又通过了文化课，复试就这么考上来了，就等着去北京上学了。 我们几个孩子，从上海到北京来，需要一个人送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当时的文化部首长的通讯员。真是八路军的样子，草鞋、裹腿、八角帽、灰制服，很好的年轻小伙子。这让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对解放军、共产党有了一个认识。当时我们有个学生叫张美丽，临上车前脚烫了，走不了路，他就一路背着。路途中我们要坐火车，再坐船，再坐火车，要走三天三夜。当时他给我们的印象绝对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给他的东西也不吃一口。把我们送到了，完成了任务，立马就赶回去报到。 到了北京，觉得太幸福了，学校就是个大家庭，大家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大学生帮小学生洗衣服，大姐帮着小妹妹，等我们成了大姐姐，再帮着小的。自己拆洗被子，男同志不会，女同志负责做，他们帮着洗。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也有很多的乐趣，人与人之间的情意真是很真诚的。 学习了一段时间，就组织我们参加演出，而且经常是给中央首长演出。班上唱得比较好的，经常到怀仁堂去演出，每年过春节也都有演出。直到我们毕业去了实验剧团，还经常给首长演出。在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对我们剧团也非常关爱，因为我们是党培养的一批青年演员。记得我们剧团演过《海瑞背纤》、《伐子都》、《武则天》等等。当时是困难时期，的确非常累，早上照常练功、排戏，晚上还得去演出。有一天我特别累，在台上站着，看人怎么一会儿高了，一会儿矮了，就这样撑下来了，直到结束。完了以后，还没进台我就晕倒了。他们很快就请来了刘少奇主席的大夫给我看病。当时看看也没大毛病，就是累的。大夫说"刘少奇同志很关心你。"我忙说"我很好，没事，请主席放心。"当时心里就觉得刘少奇同志挺平易近人的。 "文革"中成立了"五七艺大"，舞蹈、电影、音乐，还有我们戏曲在一起。当时不是以成品教学为主，是以基本功训练为主，叫京、舞、体三结合。舞蹈专业的就在我们楼下，他们要学我们京剧的身段，像"山膀"等，我们要学舞蹈的"擦地"、"蹲"等动作，另外还要学体操的翻跟头。我们教传统戏讲究美、媚、脆，在"五七艺大"则讲究挺拔、健康、高大。当时负责教课的有我、苏稚、徐若英、刘琪、张逸娟……我们不但要教基本功，还要教一些组合，编的一些动作也不同于传统的，比如"手榴弹组合"、"夜袭组合"等等。 此外，主要的还是要练唱，当时叫"唱念课"，不叫现在的剧目课整段的戏不学，只学唱段。例如旦角学《红灯记》中铁梅的唱段、李奶奶的唱段老生都学李玉和的唱段，或者是《打虎上山》。念唱词也讲究字正腔圆，不是像过去一样要上韵。 对于京、舞、体三结合这种教学方法，现在看来，至少有一个好处拓宽了京剧的表现形式，对现代戏教学也起到了一个解放形体的作用，这也符合我们学校的传统。田汉校长是很讲究我们全面培养的。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接触了很多其他艺术形式：舞蹈、木偶、诗词、外国文学……记得当时我们班还学武术和芭蕾舞课，这对后来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帮助很大。
金桐：1960年由我们学校主持和当时的戏曲研究院联合，曾经拍过一部戏曲教材片。当时全国各地市、县，戏曲学校很多，但是师资匮乏，达不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水平。于是当时文化部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系统地拍一部从基本功开始，包括身段、把子、武功的带有规范性的短片，拿给各地、市、县作为教材用，以弥补教师资源的不足。 当时成立一个导演组，成员包括我、赵雅枫、陆建荣，还有当时戏曲研究院的刘保绵同志。经过了将近半年多的筹备开始拍摄。这个片子的摄影也是两位大家：黄心一、孟庆鹏（著名的摄影艺术家吴印咸先生的学生，电影《红旗谱》的摄影之一）。 这部戏曲教材片大概有七个多小时，从拉山膀、踢腿、压腿、一戳一站开始，包括基本功、武功、把子功、身段功，各个行当都有。拍摄这个片子所动用的演员阵容也很大钱浩梁、李光、王小蓉、李景德、李长春、任凤坡……都在这个片子里留有形象和动作。 这个片子对于今天来说既具有文物性又有文献性。据了解，这个片子我们学校还有，现在的音像条件这么好，应该赶紧把它抢救出来。
金桐：关于我们学校历年来的创作剧目，在我的记忆中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作为戏曲艺术的最高学府，我们既要抓教学，还要在科研和创作方面出成绩，才能指导教学更好地前进。学校的创作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那时老师除了成品教学以外，到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安排创作了。 比如说我们50班，在1957年到1958年的时候开始创作现代戏。我们班有一个很著名的剧目叫《朝阳沟》。当时河南省豫剧院三团的《朝阳沟》在北京很红，我们就把这个戏移植成京剧，开始排练。给我们排练的指导教师就是荀令香先生和赵荣欣先生，扮演银环的是曲素英，扮演拴宝的是孙洪勋，陈国为当时在戏里扮演巧贞。这个戏后来成了保留剧目，在实验剧团也常常演出，由李光演拴宝，刘秀荣演银环，还是陈国为演巧珍，参加了现代戏的汇演。 当时我们一个班有七十二个人，号称"七十二贤人"。实际上，《朝阳沟》这个戏动用的人不是很多，还有很多武戏的演员用不上。这些学生当时就自发地也要搞个戏。有许树丰、孙敬民、刘世翔和我，我们这些人自己搞剧本，自己排练，自己制作布景，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反映蒙古族故事的叫《金鹰》的戏移植成了京剧。一开始大家反复论证，然后设计导演方案，当时我是导演组成员之一。我们选的演员是杨秋玲演珊丹，俞大陆演布尔古德。我们当时都十七八岁，也是争强好胜，跑去找老师说，我们排出来了，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点钱，我们做布景。老师说，学校经费紧张，你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就跑到旧布景片子里面去搜罗，然后求老师把景片子、幕布给我们用。老师答应了，我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布景。虽然很艰苦，但干劲十足，后来这个戏在我们当时的排演场彩排了，而且颇受好评。这件事现在看起来，也许不觉得什么，但在当时那个时期，什么叫创作，简直是一个空白。我们当时就开始有了这样一种创作新剧目的意识，这是和当时的校风分不开的。我们入学的时候，校长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是国际上著名的文化名人、著名的诗人、国歌的词作者，又是剧作家。所以不管当时国际上哪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到北京来访问，准会驻足我们学校。记得当时苏联的红旗歌舞团、波兰的奥布拉兹卓夫木偶剧团，包括邦达尔丘克这些电影艺术家，都到咱们学校来。当时这样一种氛围对学生影响很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我们不仅仅看到传统的戏曲，还看到戏曲以外的文化，包括国际文化。 我们毕业，到了实验剧团，正赶上"大跃进"，国家在建设的时候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当时人们的创新精神是很令人鼓舞的。我到了实验剧团，当时号召人人写剧本。其实现在看来，也有点儿荒唐，怎么能人人写剧本呢。我有一个师兄，文化底子很差，错别字很多。他居然拿着字典把一部《青春之歌》改成京剧了，不可思议。我则和袁国林、刘习中等把于洋、王晓棠主演的电影《英雄虎胆》改成了京剧。 我到实验剧团时，刚刚十八岁，工作三年，参与了三出戏的改编创作，就是后来钱浩梁知名的三个剧目：《界牌关》、《伐子都》、《甘宁百骑袭魏营》。 改编《伐子都》是为了净化舞台，去掉鬼魂附体的情节。排练《界牌关》，则是为了丰富技术技巧。在戏的后半部，我们安排钱浩梁穿着厚底、箭衣在舞台上翻二十几个"旋子"，在他翻"旋子"中，不断有人用跟头在他的上面砸过去，底下扑过去，动作十分危险。现在很少见有人走这么高难度的技巧了。当时正是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十分匮乏，常常吃不饱，大家又拼命地练，很疲劳，但是练起来又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一次练功，就在当时的排演场练，开始走了几次总不如意，就不断地再来。最后一个从钱浩梁身上过去的是李光，结果李光的"垛子"起来了以后，钱浩梁的后腿飘得很高，腾空以后他的后腿一下就踢到了李光的前胸，李光一下子从上面摔下来，倒地不动了。我当时是这个戏的导演，也是武剧组组长，把我吓坏了。大家都呆住了，大概过了几分钟他才爬起来："哎哟，哎哟，踢着我了……"大家伙才松了一口气。也没有去医院，揉揉肚子，接着再来，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后来这个戏排成了，不断地到中南海去演出，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都看过这个戏。 1961年，我到戏曲学院（艺术研究院）导演系读本科，毕业回来以后就回到学校从事教学了，开始在56班。他们那班当时临近毕业，我在他们班的核心组做核心组成员，参加了《三打祝家庄》的排演。此外，当时我给他们这个班导演了一出新的《锯大缸》，主演的武旦叫王小琳，这个戏也请钮骠、钮隽老师和其他很多人参与了。最早的《锯大缸》是一个充斥妖魔鬼怪的戏，舞台形象也不好，很污秽。当时我们就觉得应该改，所以大家就出点子，把土地夫妇变成了树公公和树奶奶，这样带有一些童话意味，也有了一些人民性的思想。舞台演出时将树公公、树奶奶拟人化，又在树公公化作锢漏匠时用了一个"脱壳"的技巧，观众满堂喝彩，这个处理到今天我觉得还是很可取的。2004年底，我们学院在上海第四届京剧节上演出的《百草泉》就是改编自传统京剧《锯大缸》。因为当年我曾给56班排过这出戏，所以前期创作时也请我去参加了，提供了当年的一些经验和新的设想。 58班临近毕业之时，国家号召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我们几个教师就带领部分学生巡回在河北省易县，大概两三个月时间。推着独轮车，带着大行李，到一个地方马上就"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搭出来简易的舞台去演出。演出完了以后，卷起铺盖来就走，再到下一个地方。当时真的很艰苦，但是很锻炼一些年轻人。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焦裕禄，各行各业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焦裕禄学习，于是我们就搜集焦裕禄的事迹要编一出戏。记得是苏移老师写的本子，搞音乐的应该是吴炳璋、曹宝荣老师。戏的名字叫《雪夜探亲人》，内容是焦裕禄带着一个小通讯员，在风雪之夜，给一个孤寡老人送去一袋粮食，看望这个孤独的老人。我做导演，演员是耿其昌和唱老旦的刘淑敏，就在老百姓的土炕上把这个戏排出来了。虽然条件艰苦，但戏排出来后还是很感人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的实验剧团又成立了，演员就是72班的陈淑芳、郑子茹他们这一班，他们当时毕业以后留在学校。当时剧团排了一出《玉笛恨》，编剧是辽宁的秦忠诚，是根据姚雪垠先生长篇小说《李自成》中的"慧梅之死"一节改编的，主演是陈淑芳、郑子茹、裘明。为了排这个戏，当时的副院长任桂林先生，还有李紫贵先生，带着我们主创人员和郑子茹、陈淑芳亲自到姚先生家拜访，请他谈创作《李自成》的感受。开始排练后，是采取导演制的办法，请了李紫贵老师做艺术指导。公演前，我们把姚雪垠先生请来了，请原作者看看是否遵循原作的精神。当时就是在教学楼里，也没有服装，就穿着练功服，只给他看了两场戏。姚先生看过之后老泪纵横，当时就说："好啊，好戏啊，有人说我们中国没有悲剧，怎么没有，这个就是中国的大悲剧！"当时的情景被《北京日报》的资深记者吕国庆同志如实地记录了下来。记得我们这个戏当时很大胆：高夫人是老旦行应工，但不是按老旦来扮，是非常漂亮的发髻，用大嗓青衣的形象来演。同一时期，剧团还排了一出戏-《对花枪》，是奎生老师、关雅浓、杨韵青老师一起搞的。 应该说，我们学校还是保持着一个好的创作传统的，希望今后还要强化这个环节，使我们的创作剧目在社会上有更广泛的影响。
金桐：1978年底，学院从中专升为大学，各个专业系都筹备建系的工作，导演系是第一个上马建系的。当时相对来说，导演专业的师资力量比较成熟：李紫贵先生兼任导演系主任，还有王荣增同志、郑碧贤老师、逯兴才老师和我，后来从外地调来于虹老师。当时崔牧尘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很快地这个系就建起来了。1978年底，我们就开办了第一期的短期的导训班。这些导训班的成员，都是在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一些导演。 作为导演系筹建的成员之一，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李紫贵先生、崔牧尘老师和我们，几个人到全国各地去取经，去征求该如何办戏曲导演系和如何培养戏曲的导演人才。我们当时反复论证，觉得还不能急功近利，应该是培养实实在在的、具有宏观意识的、能够创造性把握全局的导演。所以后来确立导演系的培养主旨，也就是本科培养方向。当然，我们也不回避办一些短期的班，包括技导的培养、培训。因为开始**班，一系列工作还不是很成熟。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地从短期的，四十天、半年、一年、一年半……这样一些学制不规则的短训班、进修班培养起来。到后来取得不少经验以后，开始办两年制的专科班。俞琳院长到任以后，也就是1988年，我们开始招收了导演系的第一期本科班，也就是现在任导演系主任的裴福林老师、副主任赵伟明老师、乔惠斌老师他们这批人。当时是我亲自到全国各地去招的。有了这第一期的本科班以后，我们取得了招收本科班的一些经验。 当时办大学的专业系，得到了社会上许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学校的老师也是通力合作、艰苦奋斗，不断地学习、摸索。导演系开始办班的时候，因为年代很早，我们依靠了很多艺术研究院的专家、老师，请他们到我们学校来任教，包括张庚、郭汉城、沈达人、黄克保、龚和德、何为等专家。此外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些教授专家，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广播学院的、电影学院的……凡是我们课程需要的就都请来。再有就是中国京剧院的一些老艺术家，还有北京人艺的刁光覃先生、朱琳先生、于是之先生……当时都请来了。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们一请就到，而且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和条件。这些艺术家、学者、教授甚至于无偿地来讲课。 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做了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毕业的时候，把中山装的四个口袋装得满满的，就像骆驼吃东西，到了单位以后，再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反刍，重新咀嚼。意思就是说当时课程安排得非常满，学生来不及消化就先记下来，回去再慢慢消化。虽然是短期班，却等于上了三四年，课程非常丰富。所以现在同学们还怀念说当时真是赶上好时光了，虽然那么艰苦，但是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来讲课，真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