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初期的教学情况
我在中国戏曲学院这么多年，一直都主管学院的文化课教学和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整整三十四年。 来戏校之前，我在文化部中国戏曲研究院（当时下属单位有中国戏曲学校、中国京剧团实验一团、二团、大众剧场等）任党总支秘书。1953年3月我调到了中国戏曲学校。我到戏校的时候，负责人已经不是田汉了，而是王瑶卿，史若虚任教务长。那时学生有1950年和1951年招收的两个班。当时正面临着中央接管四维剧校之后，想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戏曲学校的任务。因为四维剧校没有文化课，没有政治课，在此基础上要建立一个新型学校，学校的组织机构，就要有一些变化。我去了以后，就成立了教务科，后来不久又改成教导科，我出任这两个科的科长，主要管理政治文化教学，还有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学校当时提出来，要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开设了政治课、文化课。在这个过程中，又调来了一部分教政治、文化课的教师。后来，还调来了一些大学毕业生。 50班跟51班那个时候初定是学制七年，文化课要求能够达到普通中学的水平，像文史这方面要求达到高中水平，当时数理化也要学，要达到初中程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招进来之后，就设立了政治课、文化课。当时，上课主要讲一些基本常识。他们刚人学的时候，平均文化程度为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但是考虑到专业条件的情况，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有的是初一的程度，也有能达到高一的水平的，但多数是五六年级。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文化课就要分班教学。当时是按照高低水平分成了三个班。那个时候，学校还有一个选修班，是由老四维剧校的一些专业水平比较高的学生组成的（像贯涌、钮镖等等），这个选修班不学普通文化，而是学校专门安排了一些专家、学者来给他们讲课，讲理论课，也讲表演、戏曲艺术这些方面的知识。 文化课的教学内容，当时主要是参考普通中小学的教材，因为我们没有教材，也没有条件去编教材，所以就参考普通中小学的情况，来安排教学内容。另外也参考了普通中学数理化的课本，采取紧缩基础知识的教学方式。如果完全都学，学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们的大部分精力是要放在专业训练上的，所以教师就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来进行教学。 专业教学方面，因为刚刚从四维剧校接收过来，又面临整个戏曲界都忙着进行剧目改革，所以学校也贯彻了中央提出的"三改"政策，那是1953年到1955年这个时期，提出来要"改人、改戏、改制"。还提出对学生进行教育，要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去掉一切糟粕，保留一切精华，另外要挑选那些适合用来给学生打基础的剧目进行教学。还要进行启发式教育，要让学生理解剧情、理解人物。课堂上不仅是教戏，后来还增加了排戏，老师给学生分析人物、分析剧情，这在当时属于教学改革。我们还提倡贯彻一些新因素，开展一些第二课堂活动，另外到外面进行参观演出，也让学生排一些话剧，或者唱歌等活动。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在教学方面，学校基本上围绕着，一个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一个就是"三改"精神来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文化课的教学。同时，也参考了普通中学的一些管理经验。在办学初期很多方面都是一边摸索，一边磨合，边学边做。 1954, 1955年间，沈阳戏校与中国戏曲学校合并。合校以后，来了一批新文艺工作者，他们多是从事表演理论、艺术理论、戏剧理论等方面的教学工作。这些新的工作者和原来的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产生了一些分歧，争论比较突出。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对我们政治文化教学尤其文艺理论这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在专业教学上有分歧，但是根据老师和学生实践的结果，最后还是坚持下来。后来50班入校最早这些学生文化基础比较好，就想给他们提格，提出九年制。文艺理论、政治文化这些方面的课程，包括艺术理论可以教点大专的内容，而且我们有了这方面的教师，当时确实也这么安排了。但是因为没有通过教育部门的允许，我们自己说提升成为大专，这是没用的。后来出于各种原因，学制变成了八年。 合校以后时间不长，总理就提出向科学进军。当时，教育部办了一个教育行政学院，我那个时候特别想学习、想提高。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提高，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争取去了。1956年至1957年这一年的时间，我脱产学习，在那儿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这些课程。那个时候学的都是苏联的经验，收获还是很大的。
1957年至"文革"前学校的全面发展
1957年，我的学习接近尾声，正在上海进行如何领导教学和班主任的实习。就在实习即将结束的时候，学校中的"反右"斗争就全面展开了。这个时候把我从教育行政学院调了回来。当时教师、干部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停课，教学还在进行。"反右"结束了以后，学校又开始正常发展。这个时候，共同课就分出去了，成立了教研组或是教研室，蔡孑人老师当主任。我回来以后，好像成立了一个教务处，一开始我在教务处工作了一段，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教导处，就是把思想工作又单独分出来了。这段时期，学校已经初见规模了，而且日益壮大。从1950年以来招收的几届学生，再加上沈阳戏校过来的一批学生，学校这时候差不多有五六百人了，应该说这个队伍是比较庞大的，给我们的教学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由于我在教育行政学院系统学习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及时地将这些管理方法运用到了学校的工作中，最见成效的就是班主任制度的建立。建校初期，我们就已经采取了班级管理，但那时候还不够完善，只是初步的运用分班教学方式，一个年级一个班，既是一个学习单位，也是一个演出单位。由于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小，所以还有辅导老师，帮助他们学习和生活。但是随着学生队伍的日益壮大和学校以专业教学为主的特点，要想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状况，仅仅依靠一个班主任是不够的，所以就建立了班主任管理制度。 那个时候学校在晚上给学生安排了很多实习演出，学生生活不是很规律。基于这样一个特点，当时提出文化课教学要结合专业的特点来进行思想教育。因为班主任是由文化课教师来担任的，有时候他们不太了解学生的专业情况。经我们后来了解，学生的专业思想，多半是出自专业教学的安排和培养这方面。尤其是后来学校提出了"普遍培养、因材施教"的教学方针，就是要在全面提高全校学生表演水平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生的条件，有选择地进行培养，强调拔尖子。当时有很多学生想不通，如何来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这就要求班主任必须了解学生的专业学习情况，结合学生的思想状况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所以后来的政治课、文化课都围绕"普遍培养，因材施教"这个方针来开展教学，注重培养出色的优秀的学生。 如何了解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思想情况呢？我们就强调政治文化教师必须要看学生实习演出。那个时候校内的实习演出也是比较多的。当时史若虚校长只要是学生实习演出，他场场不落，都要看，我们也号召政治老师、文化课老师也要看、也要熟悉。根据教学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感觉到班主任单由文化教师担负不行，所以后来就演变成了班主任领导小组，一个年级一个组。这个小组有专业教师，他负责专业教学安排；再有一个文化教师，分担生活管理。比如晚上学生实习演出完了以后，睡得比较晚，还要吃点夜宵，第二天早上起床时间有所变动；另外有时候他们出去观摩，出去看戏回来晚了，也要吃点夜宵，这种情况很多，都得有老师安排，来加强管理。所以往往一个班主任小组有三四个人，以专业老师为主，他们紧密的配合，真正形成了专业教学跟思想教育的统一，并且越来越规范了。 那段时期我们还赶上了"大跃进"，大家意气风发，有用不完的劲，大炼钢铁。学生有的时候也参加一些小的活动，后来学校提出来，"学工、学农、学军"，深人工农兵，深人农村。当时我带着一部分老师和学生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天气特别热，白天睡觉，夜里搞夜战，完全是体力劳动。我们跟部队在一块战斗，关系非常融洽，后来我们就跟部队建立了一个学军的关系，部队就成了我们学军的基地，我们经常去给战士们演出，他们给我们进行军训锻炼。另外，那个时候，学生开始排练一些现代戏，当时明确提出来"三驾马车"（即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也就是"三并举"。学生学了很多的戏，学了以后，就进行实习演出，到工厂去给工人演出，到农村去给农民演出。一年或者是一学期，下乡一段时间，深入农村，进行演出。当时学校领导为了贯彻"培养又红又专的尖子演员"的教学方针，除了我们过去搞的一些新因素，安排一些新的课程，学工、学农、学军以外，还在初中阶段（文化程度相当初中的那个时候）建立共青团组织，发展团员。像李维康他们人校以后，经过几年，就在班级里发展为团员，到了高年级进一步培养他们人党。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我感觉那一段可能是学校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阶段。 1963年到1964年，我们又开展了开门教学的模式，到河北易县的杨各庄，史若虚校长亲自带队，贯涌老师也参加了，音乐教师、文化教师、班主任连同学生一起跟农民同吃同住，一边学习、一边演出，有时还帮农民劳动。我还记得有一天，史若虚校长、贯涌我们跟老师学生一块，步行上"狼牙山五壮士"牺牲的地方，举行学生人团仪式，那个时候真是意气风发，激动不已。 "大跃进"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学校培养学生成绩是很突出的。尖子学生成批出现，不光是旦角，还有老生、花脸、武生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演员。这与学校"普遍培养、因材施教"的教学方针的实施有大的关系。史若虚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观察人才到发现人才到培养人才，史若虚同志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另外配合这一教学方针所开展的各项思想教育工作、教学工作成为培养尖子人才的坚强后盾。1957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
"文革"期间学校的工作情况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艺术院校，那个时候属于文化部教育司领导。"文革"一开始，从文化部到各单位领导都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交代问题，学习讨论。中国戏曲学校的史若虚、曹慕髡、王振濂还有我，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了一个月以后，就回到了学校。当时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风起云涌，各个学校的学生也停课闹革命。戏曲学校闹得很凶，我们一回去就被大家揪出来批斗，情况很恶劣。这样一直到了1970年，我们到天津市警备区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我们下放劳动，还带着学生，我是学生的班长，到那儿搞麦收，劳动强度很大。因为我是老师，又是下去劳动改造的，所以干活的时候还得带头。当时管理采用的是军事化，吃饭要集合排队，要唱歌，晚上回来还不让躺着，只能坐着，到熄灯的时候，．才能躺着，并且经常搞紧急集合。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这种劳动强度很难吃得消。那段生活实在是不堪回首，我们几个人有的一下子瘦了十多斤，有的身上都浮肿了，见不到亲人和孩子，精神上也备受折磨。不过，总算是熬过来了。1973年，我们回到了北京，学校开始恢复。"文革"期间"四人帮"办了一个"中央五七艺大"，当时音乐学院、舞蹈学院、还有我们学校等艺术院校都集中在那里，还新招收了一些学生。我们回来以后，在"中央五七艺大"的戏曲学校的一批学生就和我们从天津回来的这一批合并了。史若虚和我们几个同志都平反了，重新恢复了工作。那个时候一回到学校，就成立了领导小组，除我以外，领导小组还有史若虚、高盛麟等同志。复校以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拨乱反正，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要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不正确的东西。
"文革"以后的教学工作情况
"文革"以后，史若虚同志也主持工作了，"四人帮"也粉碎了，我又到了教务处。教务处里面还包括学生处，后来慢慢地就成立了教导室，把学生思想教育这部分工作跟教务分开了，共同课也单独分出去了。我仍然是党总支的宣传委员、青年委员。这个时候，基本恢复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科，音乐科、京剧科。后来为了加强政治力量，从部队调来一部分同志，成立了一个政治处，到各系搞党支部的工作。 1978年我们学校改制扩大，从中专提升为大专、大学。学校成立了党委，史若虚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我是党委成员。我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管学生思想教育，但情况就不一样了。改制之后，各个专业就成立了系，有表演系、舞台美术系、戏文系、音乐系、导演系共五个系，由各系主管自己的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系里面也配备了党支部书记，而且为了工作的方便，一般的党支部书记都兼着副系主任的职务，主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这种情况下，教导室就专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方式跟中专不一样，主要依靠系来完成，我们就是负责制定计划，提要求，跟现在的大学管理体制差不多。 到了1980年，为了便于党委来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就把我从教导室主任提升成党委副书记。那个时候，史若虚是书记，李文是副书记，我专门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也扩充了一些，成立了教育科。同时，贺岩同志就从北大的哲学系调来了，原本是调来当政治课教师的，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加强，团委的工作需要新的接班人。所以就把她留下，动员她改做团委的工作，她接受了。后来史若虚同志故去了，李文离休了，我又进人了下一届的领导班子，又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还是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包括党务工作我都管。1987年7月，我正式离休了。
值得总结的一段经验
经过这样一个教学的历程，从中国戏曲学校发展到现在的学院，的确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像杨秋玲、李光、李维康、……各个行当都有。他们不仅是在专业方面出色，而且有文化知识，有组织能力，有政治文化水平，所以很多都当了剧团的骨干，分布在全国各地各个剧团。后来各省市的戏校都到这儿来学习，好多演员来接受培训，学校的教学成果实为桃李满天下。所以中国戏曲学院中专这一段的这些教学经验，我感觉还是很值得总结的。 当时像王诗英老师搞形体训练，那是很有基础的，还有好多优秀的老师。刘秀荣、张春孝、谢锐青演《白蛇传》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得了奖。他们这些人，受到的专业、政治、文化、基础教育都是比较深厚的。包括现在的贯涌、张关正、赵景勃老师他们各方面的修养都是很全面的，这是跟过去中专这一段的全面培养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就在那点基础上就可以了，因为将来学院还要发展，目前也正在发展。但是我觉得作为建院五十五周年的一个总结式的回顾，中专这一段的中国戏曲学院，是很不错的。应该说史若虚同志在主持中国戏曲学校这一段的功劳最大，虽然这些成绩有老师的，有干部的，各方面的，但是他主抓的这些因材施教、剧目教学，我觉得成效是很明显的。有些好的传统应该传承下来了，并不断改革，不断进步。学院要发展，就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往前看，但是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适时地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总结一些成功的经验。 祝愿学院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