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初期生活情况

咱们学校最早的校址是在白塔寺那边，那是最老的校址，当时我刚来到学校，学校的名字还叫北京戏曲实验学校，以后就改成中国戏曲学校。文革之后学校就升为大专了；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习惯把学校叫做大专。里仁街这里的校址，是1955年搬过来的。从此学校的教学活动就都是在里仁街这边进行的，直到2000年才搬到了万泉寺的新校址。 我是1952年底来到学校的，刚开始人学的时候有三个月的示范期，是在1953年初转正的。那时候杨秋玲还是学生，刘秀荣他们这一拨人也在；还有孔祥昌，他那时候还没有毕业，还是学生，我一来就当了老师。 建校之初的时候，大家伙虽然很累，却都忙得热火朝天没有怨言，绝没有人会耽误正事，谁也不发牢骚。最忙的是排戏，有时候天还没有亮就开始了，在早功的时候排戏，大概是在六点半到七点左右。学生六点多就要起床，起这么早为的是不耽误上课。因为一到上课时间，老师、学生就都没有时间和教室排戏了，所以就要早起挤时间。至于当时上课的情况，一天八节课，我们这些老师都给排得严严实实的。从一节到八节，那课都满着，排戏不在课表里，都是抽时间排戏。 那时，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大众剧场，一个礼拜有两场演出，时间是每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有时候礼拜六演一天，我来了以后也去参加演出。 记得那会儿我忙得都没有时间回家吃饭。学校里面有食堂，没法回家吃饭时，就去食堂吃饭。既省事又省钱，两毛钱一顿客饭，到发薪水的时候，吃了多少次就扣多少钱。那会儿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国家很照顾我们，学生的伙食水平很好，早上起来一人一碗牛奶。除了伙食水平很好以外，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到了夏天，女同志穿的裙子、男同志的短袖衬衫、鞋子都是公家发的。

音乐班打击乐教学情况

学校最早的业务设置是分两个班，一个京剧班，一个音乐班，我是在音乐班。后来音乐班又改称音乐科。 那时候的教学设施很简陋，上课没有固定教室，今天在这里上课，明天也许就改在那里了，有时候没有地方了甚至到澡堂子上课去。有时候就在院子里上课，院子里面地方也大，老师带着学生围成一圈就开始上课，这边一圈那边一圈就进行教学，直到里仁街这边盖好了房子，我们才有了教室，条件就改善了。 那时也要求节省，现在叫节约了。学生乍一开始学打锣，弄不好锣就敲碎了，也得好几十块钱呢。我们就做一个布套，用木头做个大锣，装在里面给学生敲。等学生慢慢熟练了，好着点了，灵活点了，再让他们用真的。这也是大家在一起想的土办法。好像这个办法现在附中还在实行。 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还进行过一次教学改革。当时我刚来学校任教，可以说是有一股子热J晴，要大干一场。那会儿学校都开学了，我接过课程表一看，上面开设的小锣、铙钹、鼓、大锣这四样都是老师单独教学。单教完了，每个星期可能有一次一起合乐。那个时候学生都十几岁大小，我认为这样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当时国家提倡"多、快、好、省"，我觉得我们在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也要提倡"多、快、好、省"。就是把学生的课都放在一块上，大锣、饶拔、小锣一块上；鼓可以单上，有时候跟着合奏课一起上。这一来，这个技术进步就快多了。当时进行教学改革的是62届的毕业生，就是苏焕学、冯振霄他们那一批人，水平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 教学相长，教学改革同样也要求教师水平的提高。就是说不论什么专业你都得能够教给学生，哪一样有毛病你都得能够给学生指出来。我教他们的时候，学生都是小学毕业进的学校，学生年龄小，学习京剧演奏需要很长时间。学生水平不同，放在一起教学，学习进度不同，就会造成课堂混乱。我就想了个办法，把教学内容按阶段不同分开教学，等到大家都学会了，再把后半部分教学放在一起进行，这样进度也加快了，一节课就完成了。试用以后觉得这个办法不错，进度还快，以后就用了这个办法，把教学分阶段进行。现在咱们附中用的还是这个办法。一段教学工作后就要排戏了。大概一个星期两次实习，一般是安排在晚上实习，有时候是两台实习，分两边同时进行。我记得当时实习的学生中有孙岳、冯志孝，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毕业。每天晚上实习完才起身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早去，因为老师还要看着学生练早功。早功完了，第一节课就开始了，这一天时间就是这样过的。一直下来，老师一天八节课都占满了。学校当时的教学状况基本就是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就停课了。"文化大革命"完了以后，才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教学经验

我63岁时退休了。那个时候是俞琳任校长，这个人挺好的，他跟我说，你要是退也成，这个手给你退休证，这个手给你返聘书。于是我就又教了10年，一晃就是73岁了。那个时候洪伟是系主任，我跟洪伟说，我下学期不来了，离80岁只差7年了。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是这儿的开国元勋，连校长我都看着他毕业的。后来有时候回学校，传达室的都已经不认识我了，问我找谁，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岁月不饶人啊。 回忆这么多年教学情况，音乐科大多数班我都教过，现在我的学生也都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了，也算是积攒了一些教学经验吧。 学校一搞教材就找我，咱们学校的唢呐曲牌教材，就是后来我跟迟景荣先生两人合作完成的。迟先生是给梅先生吹笛子的，也是咱们这儿退休的老师，他负责唢呐部分，我负责锣鼓。直到现在，这份教材仍然被用于课堂教学。 至于怎么上课，除了我说的那些教学办法，剩下的就是看经验了。看到学生不对的地方随时纠正，哪里有毛病你就说，一点就通了。你不能老是狠说"不对"，这样的话哪怕是给他一个礼拜时间，学生还是不明白；老师的作用就是要告诉学生为什么不对，怎样才是对的。 曾经有学校的领导，也是我的学生，有一回还要我回去说说经验。我说讲什么，我就有一个经验，你得耐心。对待小孩就是得耐心，你必须得有一颗为学生着想的心。你不能只是批评学生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说了半天不好并没有用，你得告诉学生怎么办，这个是最主要的。有的老师没有这个耐心，而我就死心眼，我非给你弄会了不行。老师一撒手，这个学生倒霉了。今天差一点，明天差一点，等时间长了，有的人水平都已经提高了，有的他还什么都不会呢。这跟老师有很大的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不能这几个人都一样。咱们说实话得有这良心，拿学生得当自己的孩子，这就是精神，你要糊弄学生，这是缺德啊。 其实学生也是有分辨能力的，他们明白谁对他们好，怎样是对他们好。"文化大革命"时，有的学生打老师，但是没有一个学生打过我。有人曾经问过我，说我对学生那么严格，有时还对他们大吼大叫，估计"文化大革命"时肯定够呛。错了！一个打我的都没有。因为什么？是因为学生知道我严格是为了他们好。 我在教育领域的这些年，是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我干这个，按老话说，我没有缺德，现在也是，也是讲道德。要是糊弄人家，给人家孩子耽误了，就缺了大德。如果不从事教学，我可以不管，但要是有学生在我这里学习，我就得负责。学生想不通，恨我也好，反正有一天他会想通的。现在他们都毕业了，经常来看我，问我怎么样了。我今年80了，过了生日就是81，也挺好的。我现在是感激党的好处，感激学校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