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从荣春社毕业以后，就出去搭班谋生了。当时有人给我介绍，有一个国民党的剧团，208师四维剧校正在招老师呢。一来是挺感兴趣，二来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了，这一去还就成了。于是1947年8月，我就正式参加了四维剧校。 我当初去的时候，一方面是以老师的身份教学生，另一方面是以演员的身份带着学生上台演出。从四维剧校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戏曲学院，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一拨一拨教出来多少学生啊！我们学校头第一批的学生，大家熟悉的有谢锐青、钮骠、张启洪、郭锦华、刘秀荣等等。大家可能想不到，刘秀荣就是我给开的蒙。 和现在相比，当初的四维剧校学习工作的环境可就太差了。当时的208师四维剧校，还是实行部队的配给制度。怎么养活老师和这些学生呢？那就是在208师士兵的编制之外多加几个名额，也就是要上边多给我们划几个兵。如果实际编制是50个人，我们就写60个人，多出10个人的钱，就是给这些孩子们吃饭的。 我们老师那会儿是供给制，没有工资，生活相当艰苦。而学生呢，全是家里生活贫苦的孩子，家里有孩子，却没法子养活，就托人送到四维剧校学戏，生活就更惨了。谢锐青那会儿学戏的时候，不光生活艰苦，还挨了多少打啊！现在一想起来，不光是孩子苦呀，我们老师也一样。我们睡觉的屋子连床都没有，得自己捡砖头，上面铺草，铺上国民党给的毯子，还有自己的褥子。我的徒弟刘奕新（当时叫刘维新）很好，我一进屋他就伺候我："先生，我给您弄砖去"，弄来砖头再铺稻草，他自己就睡在地上。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大堆人挤在一张很脏的桌子上一起吃。吃完饭，开始上文化课，也是用这张桌子。我们老师休息呢，就躺在上头，还是这张桌子。刚刚开始我就是在四维剧校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 当时学校的校长是田汉先生，他还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田汉校长很懂戏，尤其是京剧。冯玉昆先生任常务校长。我们当时的老师，除了我教丑行以外，还有梁连柱老师、郭文龙老师、郭仲福老师，教老旦的刘子圆老师。我当时去得算比较早的，在我之后又请了一位赵荣欣老师，是唱花脸的，他是我给介绍进去的。还有一位老师，大家都应该知道，著名的戏曲导演李紫贵先生，当时他也是四维剧校的老师之一。老师不多，生旦净末丑这几行可就是这些老师全包了。就是在 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还是排了《红娘子》、《琵琶行》、《天河配》、《黄金台》、《铁弓缘》、《打钢刀》、《小过年》、《打面缸》、《打花鼓》、《打砂锅》、《罗锅抢亲》等剧目。作为老师，我们不仅得教学生，还得在这些戏里扮演角色。 学校初期的时候，学生人数不够，我们就开始招生。因为如果够了36个人，学校里就能排武打戏了。可是当时条件简陋，还是招不到学生。后来鸣春社解散，那里的学生转投到我们四维剧校，生源才丰富起来。大家熟悉的张春孝就是当时从鸣春社过来的，我还记得他来到学校演出的第一出戏就是《罗锅抢亲》。我教小花脸，好容易有了学生，还得慢慢地调教。 丑行人才非常难得，得有条好嗓子，不分春夏秋冬地喊嗓、吊嗓，练习道白，为的是嘴皮子有功夫。光有条好嗓子也不行，还得肯下苦功夫。我们这行，得练矮子功，你得蹲着、耗着、膀子托着，来回乱晃还不行，那就得挨板子了。所以说成为一名合格的丑角演员真的很不容易，需要极高的天赋和后天艰苦的训练才能够胜任舞台上的表演。我们戏曲学院就培养了很多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有张启洪、钮骠、刘长生、金立水、赵德芝、汪玉祥、王福民、孔新垣、黄占生、寇春华、郑岩、陈国森等等。 在1948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把北京城给包围起来了，后来傅作义答应收编，北京就和平解放了。田汉校长当时办的四维剧校在西苑（就是颐和园附近，在当时的北京城外），后来迁到城里梁家园的一个学校里边呆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北池子给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学校的教学这才慢慢步入正轨。 解放以后，学校的条件就越来越好。老师和同学生活有了保障，当时大家学习和排练的热情都很高。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国家需要我们这些人去朝鲜慰问演出，我们自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那是在1951年的秋天，当时文艺界里，中国戏校头一个响应国家的号召，准备参加赴朝鲜的慰问演出。老师开始组织学生们排练剧目，我们带队的一个是李紫贵老师，还有一个女同志是江新蓉老师。老师有我和李甫春，还有教武生的赵雅枫老师。学生有谢锐青、侯正仁、袁国林、柏之毅等等。我们那些人当时非常积极，国家让我们去我们就去，给咱任务咱就努力完成，全然没想到有危险什么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演出。 到东北的第一站就是沈阳，演出非常成功，观众非常欢迎，我们的干劲就更足了，在台上大家也都"铆上"。沈阳演完了就去丹东，丹东演完了，上级领导说咱们要过鸭绿江，到朝鲜去，去给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演出，当时大家都很激动。 我们坐火车到了朝鲜，当时住在一个学校里，那里的志愿军首长简要地把当地的情况介绍了一下，说这里有很多特务，非常不安全，建议大家都学几句朝鲜话，以备万一。我记得当时关雅浓，那时候他还是学生，就学了一句，大概意思是"不准吸烟"，为的是防止火灾和被敌人发现。直到这时，我们还没觉得环境的危险，脑子里只想着演出的事情。 我们一到朝鲜，就立刻投入了紧张的演出之中，当时上演的剧目有《玉堂春》、《打渔杀家》、《宇宙锋》、《三岔口》、《白水滩》等等，战士们非常欢迎，演出效果也很热烈。演出完了之后，部队首长再次告诉我们周围环境很危险，不能一个人到处乱跑。但我们真正意识到战场的危险，是一次惊险的演出，这个难忘的经历，至今我还记忆深刻。 当时我们是在朝鲜一个学校的空场上为志愿军演出，大家在台上正唱着呢，防空警报响了。志愿军战士马上把我们都给掩护起来了，撤退时我清楚地看到天上四架飞机一下子齐唰唰地过来了，呼啸着在我们头顶飞过，那是美国部队的飞机。在掩体里，大伙就琢磨，突然回忆起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个穿朝鲜服装的女人，在营地周围东张西望，不一会儿就没影了，所以大家断定：准是敌人派的女特务给送的信。我们演员里有个梁大爷（梁连柱），挺大岁数的了，勾个脸，穿着红彩裤，当时被吓坏了，头冲掩体里蹲着。当时学生也淘气，也不知道是谁，还低头看，开始起哄，"梁大爷，顾脑袋不顾屁股，大红的彩裤都露在外面了！"引得大伙哄堂大笑。这一场虚惊，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回想起当年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比我们现在的条件，真是天壤之别。可以说中国戏曲学院是在党和国家的不断扶植关心之下，渐渐地成长壮大，进而走向辉煌的。我们学校多年来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戏曲演员，也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一名老教师，在此校庆之际，我祝愿中国戏曲学院越办越好，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戏曲工作者，繁荣中国的戏曲事业，更好地回报国家，回报社会。